《史记》与纪传体体例的史学意义-中青在线 - 中国青年报

《史记》与纪传体体例的史学意义. ... 古老的作品；相反，是《史记》创立的纪传体，成为历代正史的标准体例。

... 纪传体史书的出现解决了这些问题。

中青报客户端 04版:国学·书院    上一版  下一版 新闻排行榜热点新闻 热门图片  中青在线版权与免责声明 中国青年报手机版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官方微信 2019年04月12日星期五  往期回顾 新闻列表 返回目录    中青报系 青史笔谈 《史记》与纪传体体例的史学意义 安子毓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9年04月12日   04 版）     尽管在《史记》之前，已经出现了《尚书》《春秋》《国语》，甚至出现了成熟的编年体史书《左传》，然而后世史家最崇奉的，却不是这些更古老的作品；相反，是《史记》创立的纪传体，成为历代正史的标准体例。

    之所以影响如此深远，除了司马迁超凡的史识和文笔之外，其创立的纪传体体例，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正如清儒章学诚所言：“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

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体例更为全面地包罗了人类历史的诸多侧面，适应了史学的发展。

    首先，与早前出现的记言、纪事、国别、编年等以事为主的体例不同，《史记》的大部分“列传”，以及部分“本纪”“世家”，皆以人为主。

从哲学意义上讲，这一体例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体现了“人”的历史核心地位。

    从文学意义上讲，相较上述诸体以事为主，支离破碎的记录，以人为中心的叙述前后连贯，可以更好地刻画人物性格，大大增强了史书的文学性，使得《史记》赢得了“无韵之离骚”的美誉。

    从史学意义上讲，这一体例大大扩张了史学的研究视野。

虽然旧有体例间或也记载文化、风俗等内容，然就其主体而言，能通过纪事表现的往往只能是政治、军事人物。

而在相对原始落后的社会里，值得记载且能够流传的历史事件较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能被记下的往往只有政治、军事这些大事。

旧有体例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在非政治、非军事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越来越多，将这些人物摈于史书之外是非常不合理的。

此外，随着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日渐增多，其历史自然也成为史学家需要记录的内容。

    纪传体史书的出现解决了这些问题。

像东周诸子这些学者，屈原、司马相如这些文学家，扁鹊、仓公这些医者，都得以进入史书；而分布在中原地区周围的匈奴、两越、西南夷等诸少数民族的历史，也终于有了系统的记载。

    事实上，即使是以纪事本末体为主的西方史学中，对于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这些对社会影响深远但在政治上湮没无闻的人物，往往也只能采取传记的形式记录。

不论如何，司马迁通过独特体例呈现的历史观告诉后人，历史学家面对史料也应有主体意识，历史本身和如何叙述历史并非一回事。

《史记》也彰显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理想。

    其次，典章制度以及社会风俗、思想文化，是旧有体例难以覆盖的又一部分重要内容。

尽管《左传》《国语》也涉及了一些关于典章制度的内容，但皆浮光掠影，不成系统。

毕竟史事虽与典章制度等有关，但想通过史事系统反映这些内容是不现实的。

    《史记》所创造的“书”这一体例，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这些既难从事中反映、亦难在传人时体现却又无比重要的内容，终于在史书中有了依凭。

尽管《史记》八书散佚了三篇，损失严重，然其体例为班固《汉书》继承，改名为“志”，对后世正史影响极深远。

到后来“三通”与历代会要的出现，更将典章制度等的研究发扬光大。

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科学的兴起与“人”的淡出，这部分内容更成为当今史学研究的核心。

由是观之，“书”之设立可谓超越时代，体现了司马迁深邃的史学眼光。

    第三，纪传体对编年体史书的优点进行了合理吸收。

如钱穆先生所言，编年体吸收了早期的记言、纪事体的优点，而纪传体亦吸收了编年体的优点，“本纪”部分即是编年的。

事实上，除了“本纪”以外，“表”也具有编年的要素，《史记》诸表皆依时叙事，更置“表”于“本纪”之后，其余诸体之前，其意甚明。

书中的许多事件皆需依本纪与表来厘清脉络。

可惜后来的史家对此理解得并不通透，继承得并不好。

    以《汉书》为例，昭、宣时期对西域的经营是关乎汉匈战争成败的重事，其后匈奴降汉与此关系很大，然而在“纪”中竟几乎看不到这方面的记载，与连篇累牍的祥瑞记载恰成对照。

至于“表”，大约是因为其费时费力，又易散佚，除了承袭《史记》而来的《汉书》，后世史书竟长期摈之不用，直至宋人编纂《新唐书》时才得以恢复，然其中编年之意已甚淡漠。

好在编年体史书新高峰《资治通鉴》适时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

    第四，除编年体外，《史记》还吸收了《国语》《战国策》这类国别体史书的优点。

这一点体现在“世家”这一体例上，对于叙述分封制下诸侯林立的情况，可谓不二之选。

虽然自秦以后，分封制为帝制所代，以致此体例为班固《汉书》所弃，然在乱世之时，此体例又显现出意义。

后世《晋书》《新五代史》记叙割据政权时，使用了“载记”这一体例，追根溯源，此即“世家”之变体。

    第五，由于纪传体史书体例多样，内容繁杂，方便了史家通过编排篇目、内容来展现微言大义。

如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尊重他们的历史地位，体现了其不因政治因素而篡改历史事实的态度；为商人立《货殖列传》，体现了其重视商业的态度；《游侠列传》的设立，更有一抒胸中块垒之用意。

后世班固等史家编排篇目亦多有此意。

当然，此法不可用之太过，如后世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即有重笔法而轻史实之讥。

    《史记》创立了能够包容人类社会各方面活动的史书体例，其划时代意义难以估量。

直到当代，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仍是参考纪传体史书之体例而作。

由是观之，《史记》能够“庶子夺嫡”，成为乙部之祖，为历代正史所宗，自有其必然性。

安子毓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04月12日 04 版 版权声明：凡本网文章下标注有版权声明的均为中青在线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未经本网授权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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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影响如此深远，除了司马迁超凡的史识和文笔之外，其创立的纪传体体例，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正如清儒章学诚所言：“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

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体例更为全面地包罗了人类历史的诸多侧面，适应了史学的发展。

    首先，与早前出现的记言、纪事、国别、编年等以事为主的体例不同，《史记》的大部分“列传”，以及部分“本纪”“世家”，皆以人为主。

从哲学意义上讲，这一体例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体现了“人”的历史核心地位。

    从文学意义上讲，相较上述诸体以事为主，支离破碎的记录，以人为中心的叙述前后连贯，可以更好地刻画人物性格，大大增强了史书的文学性，使得《史记》赢得了“无韵之离骚”的美誉。

    从史学意义上讲，这一体例大大扩张了史学的研究视野。

虽然旧有体例间或也记载文化、风俗等内容，然就其主体而言，能通过纪事表现的往往只能是政治、军事人物。

而在相对原始落后的社会里，值得记载且能够流传的历史事件较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能被记下的往往只有政治、军事这些大事。

旧有体例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在非政治、非军事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越来越多，将这些人物摈于史书之外是非常不合理的。

此外，随着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日渐增多，其历史自然也成为史学家需要记录的内容。

    纪传体史书的出现解决了这些问题。

像东周诸子这些学者，屈原、司马相如这些文学家，扁鹊、仓公这些医者，都得以进入史书；而分布在中原地区周围的匈奴、两越、西南夷等诸少数民族的历史，也终于有了系统的记载。

    事实上，即使是以纪事本末体为主的西方史学中，对于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这些对社会影响深远但在政治上湮没无闻的人物，往往也只能采取传记的形式记录。

不论如何，司马迁通过独特体例呈现的历史观告诉后人，历史学家面对史料也应有主体意识，历史本身和如何叙述历史并非一回事。

《史记》也彰显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理想。

    其次，典章制度以及社会风俗、思想文化，是旧有体例难以覆盖的又一部分重要内容。

尽管《左传》《国语》也涉及了一些关于典章制度的内容，但皆浮光掠影，不成系统。

毕竟史事虽与典章制度等有关，但想通过史事系统反映这些内容是不现实的。

    《史记》所创造的“书”这一体例，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这些既难从事中反映、亦难在传人时体现却又无比重要的内容，终于在史书中有了依凭。

尽管《史记》八书散佚了三篇，损失严重，然其体例为班固《汉书》继承，改名为“志”，对后世正史影响极深远。

到后来“三通”与历代会要的出现，更将典章制度等的研究发扬光大。

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科学的兴起与“人”的淡出，这部分内容更成为当今史学研究的核心。

由是观之，“书”之设立可谓超越时代，体现了司马迁深邃的史学眼光。

    第三，纪传体对编年体史书的优点进行了合理吸收。

如钱穆先生所言，编年体吸收了早期的记言、纪事体的优点，而纪传体亦吸收了编年体的优点，“本纪”部分即是编年的。

事实上，除了“本纪”以外，“表”也具有编年的要素，《史记》诸表皆依时叙事，更置“表”于“本纪”之后，其余诸体之前，其意甚明。

书中的许多事件皆需依本纪与表来厘清脉络。

可惜后来的史家对此理解得并不通透，继承得并不好。

    以《汉书》为例，昭、宣时期对西域的经营是关乎汉匈战争成败的重事，其后匈奴降汉与此关系很大，然而在“纪”中竟几乎看不到这方面的记载，与连篇累牍的祥瑞记载恰成对照。

至于“表”，大约是因为其费时费力，又易散佚，除了承袭《史记》而来的《汉书》，后世史书竟长期摈之不用，直至宋人编纂《新唐书》时才得以恢复，然其中编年之意已甚淡漠。

好在编年体史书新高峰《资治通鉴》适时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

    第四，除编年体外，《史记》还吸收了《国语》《战国策》这类国别体史书的优点。

这一点体现在“世家”这一体例上，对于叙述分封制下诸侯林立的情况，可谓不二之选。

虽然自秦以后，分封制为帝制所代，以致此体例为班固《汉书》所弃，然在乱世之时，此体例又显现出意义。

后世《晋书》《新五代史》记叙割据政权时，使用了“载记”这一体例，追根溯源，此即“世家”之变体。

    第五，由于纪传体史书体例多样，内容繁杂，方便了史家通过编排篇目、内容来展现微言大义。

如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尊重他们的历史地位，体现了其不因政治因素而篡改历史事实的态度；为商人立《货殖列传》，体现了其重视商业的态度；《游侠列传》的设立，更有一抒胸中块垒之用意。

后世班固等史家编排篇目亦多有此意。

当然，此法不可用之太过，如后世欧阳修所著《新五代史》，即有重笔法而轻史实之讥。

    《史记》创立了能够包容人类社会各方面活动的史书体例，其划时代意义难以估量。

直到当代，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仍是参考纪传体史书之体例而作。

由是观之，《史记》能够“庶子夺嫡”，成为乙部之祖，为历代正史所宗，自有其必然性。

安子毓 中国青年报 青年参考 中国青年作家报 青年时讯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关闭 《史记》与纪传体体例的史学意义 伊尹的逆袭 灵:从原始到理性 你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却又“为谁风露立中宵”？ 图片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