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 - 華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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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瑢(1743-1790),乾隆帝第六子,號九思主人。

乾隆末年被封為質親王。

喜作詩文書畫,著有《九思齋詩鈔》。

《四庫全書》館正式 ... 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紀昀等360多位高官、學者編撰,3800多人抄寫,費時十三年編成。

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

共有3500多種書,7.9萬卷,3.6萬冊,約8億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國古代所有圖書,故稱"全書"。

當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庫全書》,下令分別藏于全國各地。

先抄好的四部分貯于紫禁城文淵閣、遼寧沈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河北承德文津閣珍藏,這就是所謂的"北四閣"。

後抄好的三部分貯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珍藏,這就是所謂的"南三閣"。

書名四庫全書主要內容經、史、子、集四部類    別百科歷史作    者[清]永瑢 紀昀等編纂出版時間清代編成時間1782年3月12日基本介紹​《四庫全書》是乾隆皇帝親自組織的中國歷史上一部規模最大的叢書。

1773年5月1日,清朝開設《四庫全書》編纂館。

由總纂官紀昀(曉嵐)窮畢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學士成書于公元1782年3月12日。

歷史沿革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提出《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得到乾隆皇帝的認可,接著便詔令將所輯佚書與“各省所採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匯編在一起,名曰《四庫全書》。

這樣,由《永樂大典》的輯佚便引出了編纂《四庫全書》的浩大工程,成為編纂《四庫全書》的直接原因。

《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

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圖書。

征書工作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開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結束,歷時七年之久。

為了表彰進書者,清廷還製定了獎書、題詠記名等獎勵辦法:“獎書”即凡進書500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進書100種以上者,賜《佩文韻府》一部。

“題詠”,即凡進書百種以上者,擇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題詠簡端,以示恩寵。

“記名”即在提要中註明採進者或藏書家姓名。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協助和藏書家的積極回響下,征書工作進展順利,共征集圖書12237種,其中江蘇進書4808種,居各省之首;浙江進書4600種,排名第二。

私人藏書家馬裕、鮑士恭、範懋柱、汪啓淑等也進書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圖書。

《四庫全書》的底本有六個來源:內府本﹐即政府藏書﹐包括武英殿等內廷各處藏書;贊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時奉旨編纂的書﹐包括帝王的著作;各省採進本﹐即各省督撫征集來的圖書;私人進獻本﹐即各省藏書家自動或奉旨進呈的書;通行本﹐即採自社會上流行的書;《永樂大典》本﹐即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佚書。

四庫館臣對以上各書提出應抄、應刻、應存的具體意見。

應抄之書是認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庫全書》。

應刻之書是認為最好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僅抄入《四庫全書》,而且還應另行刻印,以廣流傳。

應存之書是認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庫全書》,而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僅存其名,列入存目。

對于應抄、應刻的著作,要比較同書異本的差異,選擇較好的本子作為底本。

一種圖書一旦定為四庫底本,還要進行一系列加工,飛簽、眉批就是加工的產物。

飛簽也叫夾簽,是分校官改正錯字、書寫初審意見的紙條。

這種紙條往往貼于卷內,送呈纂修官復審。

纂修官認可者,可用朱筆徑改原文,否則不作改動。

然後送呈總纂官三審,總纂官經過分析之後,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復審意見,而採用分校官的初審意見。

三審之後,送呈御覽。

第三步是抄寫底本。

抄寫人員初由保舉而來,後來,發現這種方法有行賄、受賄等弊病,又改為考查的辦法,具體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寫人員時,先出告示,應征者報名後,令當場寫字數行,品其字跡端正與否,擇優錄取。

考查法雖比保舉法優越,但也有不便之處,因此最後又改為從鄉試落第生徒中挑選,擇其試卷字跡勻凈者予以錄用。

這樣,先後選拔了3826人擔任抄寫工作,保證了抄寫《四庫全書》的需要。

為了保證進度,還規定了抄寫定額:每人每天抄寫1000字,每年抄寫33萬字,5年限抄180萬字。

五年期滿,抄寫200萬字者,列為一等;抄寫165萬字者,列為二等。

按照等級,分別授予州同、州判、縣丞、主簿等四項官職。

發現字型不工整者,記過一次,罰多寫10000字。

由于措施得力,賞罰分明,所以《四庫全書》的抄寫工作進展順利,每天都有600人從事抄寫工作,至少可抄60餘萬字。

第四步是校訂。

這是最後一道關鍵性工序。

為了保證校訂工作的順利進行,四庫全書館製定了《功過處分條例》,其中規定:所錯之字如系原本訛誤者,免其記過;如原本無訛,確系謄錄致誤者,每錯一字記過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錯誤,簽請改正者,每一處記功一次。

各冊之後,一律開列校訂人員銜名,以明其責。

一書經分校,復校兩關之後,再經總裁抽閱,最後裝潢進呈。

分校、復校、總裁等各司其職,對于保證《四庫全書》的質量確實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皇帝為了存放《四庫全書》效仿著名的藏書樓“天一閣”的建築建造了南北七閣。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庫全書》終于抄寫完畢並裝潢進呈。

接著又用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貯文淵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珍藏,這就是所謂“北四閣”。

從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貯江南文宗閣,文匯閣和文瀾閣珍藏,這就是所謂“南三閣”。

每部《四庫全書》裝訂為36300冊,6752函。

七閣之書都鈐有璽印,如文淵閣藏本冊首鈐“文淵閣寶”朱文方印,卷尾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方印。

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還編了《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等。

這幾種書可以看作編纂《四庫全書》的副產品。

《四庫全書薈要》是《四庫全書》的精華,收書473種、19931卷。

開本大小和裝幀形式與《四庫全書》相同。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兩部:一部放在宮中御花園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圓明園東牆外長春園內的味腴書屋。

《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是《四庫全書》收錄書和存目書的總目錄。

該目錄前有“凡例”,經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總序,大類之前又有小序,每書之下都有著者介紹、內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證文字。

由于這些考證文字出于紀昀、戴震、姚鼐、邵晉涵等著名學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是《四庫全書總目》的簡編本,它不列存目書,隻列《四庫全書》收錄的圖書,每種書的提要也寫得比較簡單。

《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是四庫館臣對應抄,應刻各書校勘字句的記錄匯編,該書對于校訂古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是用木活字印成的。

它包括《四庫全書》中138種“應刻”之書。

該叢書在刻印4種之後,主持人金簡通過比較,認為木活字花錢少,實用價值高,改為木活字印刷出版。

金簡把木活字印刷過程寫成《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書,並收入《四庫全書》,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獻,已被譯成德文、英文等流傳世界。

《四庫全書》之所以編纂成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第一,安定的社會環境。

修書期間,正當康乾盛世,天下無事,沒有戰爭的幹擾。

四庫館臣坐在書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沒有後顧之憂。

第二,最高統治者的重視。

《四庫全書》從醞釀到修成,乾隆弘歷始終參預其事,並由他精心策劃。

從征書、選擇底本,到抄書、校書,乾隆都一一過問,親自安排。

第三,雄厚的資金來源。

《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所需經費難以數計,清廷一概包攬下來。

第四,嚴密的組織系統。

四庫全書館的最高職務是總裁和副總裁,多由郡王,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兼任,負責總理館內一切事務,下設纂修處,繕書處和監造處。

纂修處負責校理勘定全部書籍,並兼任繕書處繕寫書籍的分校工作;繕書處負責全書的繕寫及校勘事宜;監造處負責武英殿刊刻、印刷、裝訂、整理書籍事宜。

四庫館臣總計360人,因故革職、身死除名、調用它任者,不在此數。

第五,破格錄用人材。

四庫全書館堪稱人才之寶庫,集中了大量優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錄用的,如邵晉涵、餘集、周永年、戴震、楊昌霖等人,入館前不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楊昌霖等連進士都不是,僅是舉人。

人才雲集,為編纂《四庫全書》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書籍內容《四庫全書》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

按照內容分類分經、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類,類下有屬。

全書共4部44類66屬。

經部收錄儒家“十三經”及相關著作,包括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國小類等10個大類,其中禮類又分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書6屬,國小類又分訓詁、字書、韻書3屬。

史部收錄史書,包括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雜史類、別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等15個大類,其中詔令奏議類又分詔令、奏議2屬,傳記類又分聖賢、名人、總錄、雜錄、別錄5屬,地理類又分宮殿疏、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跡、雜記、遊記、外記10屬,職官類又分官製、官箴2屬,政書類又分通製、典禮、邦計、軍政、法令、考工6屬,目錄類又分經籍、金石2屬。

子部收錄諸子百家著作和類書,包括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家類、醫家類、天文演算法類、術數類、藝術類、譜錄類、雜家類、類書類、小說家類、釋家類、道家類等14大類,其中天文演算法類又分推步、算書2屬,術數類又分數學、佔侯、相宅相墓、佔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雜技術7屬,藝術類又分書畫、琴譜、篆刻、雜技4屬,譜錄類又分器物、食譜、草木鳥獸蟲魚3屬,雜家類又分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6屬,小說家類又分雜事、異聞、瑣語3屬。

集部收錄詩文詞總集和專集等,包括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5個大類,其中詞曲類又分詞集、詞選、詞話、詞譜詞韻、南北曲5屬。

除了章回小說、戲劇著作之外,以上門類基本上包括了社會上流布的各種圖書。

就著者而言,包括婦女,僧人、道家、宦官、軍人、帝王、外國人等在內的各類人物的著作。

書籍目錄經部易類書類詩類禮類周禮之屬儀禮之屬儀禮之屬三禮總儀之屬通禮之屬雜禮書之屬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國小類型訓詁之學字書之屬韻書之屬史部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別史類雜史類詔令奏議類詔令之屬奏議之屬傳記類聖賢之屬名人之屬總錄之屬雜錄之屬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目錄類經籍之屬金石之屬史評類地理類宮殿簿之屬總志之屬都會郡縣之屬河渠之屬邊防之屬山水之屬古跡之屬雜記之屬遊記之屬外記之屬職官類官製之屬官箴之屬政書類通製之屬儀製之屬邦計之屬軍政之屬法令之屬考工之屬子部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家類醫家類天文演算法類推步之屬算書之屬術數類數學之屬佔候之屬相宅相墓之屬佔卜之屬命書相書之屬陰陽五行之屬釋家類道家類藝術類書畫之屬琴譜之屬篆刻之屬雜技之屬譜錄類器物之屬飲饌之屬草木禽魚之屬雜家類雜學之屬雜考之屬雜說之屬雜品之屬雜篡之屬雜編之屬類書類小說家類雜事之屬異聞之屬瑣記之屬集部楚辭類別集類漢至五代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佑金至元明洪武至崇禎清代總集類詩文評類詞曲類詞集之屬詞選之屬詞話之屬詞譜詞韻之屬南北曲之屬書籍種類由于《四庫全書》由乾隆敕編,為了維護清王朝統治的需要,名為“稽古右文”,實則“寓禁于征”,大量搜羅、查禁、刪改、銷毀書籍。

根據流傳至今的幾種禁毀書目和有關檔案記載,全毀于2400多種,抽毀書400多種,鏟毀、燒毀書版七、八萬塊。

同時大興“文字獄”,《四庫全書》開館後10年內竟發生了48起“文字獄”。

而古書亡矣!”連宋應星的科技著作《天工開物》也因為有礙于愚民而禁毀,文字獄如此。

善本:是指那些具有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或在其中某一方面有特殊價值的書本。

一般來說,刊刻年代較早或經過精心校勘而錯誤較少的版本可稱為善本。

孤本:某書的某一刻本或手稿。

拓本在世間隻有一份流傳的為孤本。

秘本:私人收藏者秘藏于家室,置之高閣,不準許外人見閱的版本為秘本。

禁毀本:前代或當世之因遭禁被毀,僥幸私存下來的版本為禁毀本。

在古代,儲存這種禁毀本十分危險,一旦被當局發現,必遭大禍,因而其流傳極其艱難。

彌足珍貴。

綉像本:書中間有插圖的版本為綉像本。

這類綉像本書因其生動的表現形式而倍受歡迎,但因繪刻工藝復雜,價格昂貴而成品較少,因而現存的十分珍貴。

石印本:精選堅硬寬大而表面平滑的石頭經打磨、雕刻製成石版,再用葯墨將文字寫在特製葯紙上,將葯紙上的字跡移置到石版上,然後滾刷油墨印成的書為石印本。

手抄本:根據底本抄寫而成的書本。

其中有一種影抄本,是把透明紙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型、行款照樣摹寫的書本。

殘本:在流傳過程中因種種原因(如運輸、轉賣、轉抄、爭執等)而殘缺不全的書本為殘本。

補本:對前代前人的著作有所增補,加以已意而寫成的書。

續書:對前代前人的著作內容做繼續的描寫,以延續原著的意思為主旨。

保留本:因為某種私人目的而專門保留起來的書,一般是傳家世代收藏保留,視為至寶。

經部: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國小類。

史部:正史類、編年類、記事本末類、別史類、雜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

戴震(1724-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人。

學問淵博,識斷精審,思想邃密,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思想家,漢學代表人物。

因博聞廣識而破例允許他以舉人身份供職于四庫館,擔任《四庫全書》的輯校工作。

《四庫全書》的主要纂修官。

陸錫熊(1734-1792),字健男,耳山,上海人。

《四庫全書》總纂官,卓有成效,受恩賞尤多。

乾隆52年,清廷發現《四庫全書》中有詆毀朝廷字句的書籍,乾隆帝大怒,令陸錫熊和紀昀負責重新修正,並由他兩人分攤費用。

時值隆冬,陸錫熊患病,終因心力交瘁,死于重校文溯閣《四庫全書》的任上。

可見朝野對《四庫全書》之重視與嚴謹。

永瑢(1743-1790),乾隆帝第六子,號九思主人。

乾隆末年被封為質親王。

喜作詩文書畫,著有《九思齋詩鈔》。

《四庫全書》館正式成立後,乾隆帝為了表示對該項文化工程的重視,同時也為了加強對編纂工作的監控,命永瑢與永璇、永瑆,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劉統勛、于敏中為最高執行官即總裁,負責總理館內一切事宜。

《四庫全書》智慧寶語薈要錄。

任職人員歷任正總裁官(16人)永瑢永璇永瑆劉統勛劉綸舒赫德阿桂于敏中英廉程景伊嵇璜福隆安和珅蔡新裘曰修王際華歷任副總裁官(10人)梁國治曹秀先劉墉王傑彭元瑞金簡董誥曹文埴錢汝誠沈初總閱官(15人)德保周煌庄存與汪廷玙謝墉達椿胡高望汪永錫金士松尹壯圖李綬竇光鼎倪承寬李汪度朱珪總纂官(3人)紀昀(紀曉嵐)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1人)陸費墀翰林院提調官(22人)夢吉祝德麟劉錫嘏王仲愚百齡張燾宋銑蕭際韶德昌黃嬴元曹城瑞保陳崇本五泰運昌章寶傳馮應榴孫永清史夢琦劉謹之蔣謝庭戴衢亨武英殿提調官(9人)陸費墀彭紹觀査瑩劉種之韋謙恆彭元珫吳裕德關槐周興岱收藏版本文宗閣、文匯閣版文宗閣位于鎮江金山寺。

文匯閣一名御書樓,位于揚州天寧寺西園大觀堂。

乾隆四十二年(1777)兩淮鹽政寅著領到頒貯揚州天寧寺行宮和鎮江金山行宮的兩部《古今圖書集成》,奏請在行宮內仿天一閣規模建造藏書樓。

乾隆四十四年(1779)鎮江藏書閣建成,乾隆賜名文宗閣。

次年揚州藏書閣建成,賜名文匯閣。

兩閣各入藏《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閣中尚多空餘書閣,後各收貯《四庫全書》。

道光二年(1842)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文宗閣本《四庫全書》遭英軍破壞。

太平天國勢力發展到江浙時,鎮江、揚州被太平軍攻克,文宗閣、文匯閣及其所貯《四庫全書》一同化為灰燼。

文瀾閣版杭州聖因寺行宮原有《古今圖書集成》藏書堂一處,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堂後改建文瀾閣,次年年底完工。

鹹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第二次攻下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大量散佚。

杭州藏書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殘餘,得到8140冊,僅及原書四分之一。

1864年太平軍退走,丁氏兄弟又不惜重金從民間收購。

光緒六年(1880)在舊閣原址上重建文瀾閣。

丁氏兄弟將書送還,並陸續抄補。

民國後,歸浙江省圖書館庋藏。

1914年、1923年,兩次組織人力就丁氏兄弟鈔補未全者予以補鈔。

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始漸復其原。

抗戰時曾運至青木關,勝利後運回浙江,現藏浙江省圖書館。

文津閣版在熱河行宮(今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

乾隆三十九年(1774),開始修建文津閣,次年修建完畢。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1784),《四庫全書》入藏。

1913年,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由國民政府運歸北京,藏于文華殿古物陳列所。

1915年,撥交新成立的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成為國家圖書館鎮館之寶。

每冊卷首有“文津閣寶”,末頁有“避暑山庄”、“太上皇帝之寶”小篆朱文方璽各一。

史部的《八旗通志》成于嘉慶初年,後再補入,故裏面僅有“嘉慶御覽之寶”一方。

全書與通行印本《四庫全書目錄》微有不同,蓋以抄寫較晚,有修訂改易之處。

文源閣版在圓明園內。

園中“水木明瑟”之北稍西為文源閣,上下各六楹,閣西為“柳浪聞鶯”。

文源閣的匾額及閣內汲古觀瀾匾額都是乾隆皇帝御書。

文源閣前為玲瓏峰,上面刊有乾隆御製《文源閣詩》閣東的亭內有石碑,上刊御製《文源閣記》。

文源閣本《四庫全書》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抄畢入藏。

鹹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入侵,大肆焚掠圓明園,文源閣本《四庫全書》化為灰燼。

今天,文源閣遺址已不可尋。

刻《文源閣記》石碑尚存世間。

文溯閣版在遼寧沈陽故宮內。

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二部《四庫全書》抄寫完畢,送藏文溯閣。

民國時期,文溯閣《四庫全書》輾轉流徙,幾經危殆。

1914年運京,存于保和殿。

1925年,奉天教育人士擬辦圖書館,呈請北京國民政府當局索回此書。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文溯閣本《四庫全書》也落入日本人手中。

日方曾假借所謂“國立圖書館”的名義代為封存。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才又回到人民手中文化大革命期間,因戰備需要,中央下令將文溯閣本《四庫全書》從沈陽調出,運至甘肅存放至今。

文淵閣版位于紫禁城內的主敬殿後(主敬殿為文華殿後殿),建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第一部《四庫全書》繕寫告成,入藏閣內。

民國時期,由故宮博物院接管。

1933年春天,日寇侵略熱河,北平地區情勢十分危急。

故宮博物院將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連同所藏其他歷代文物裝箱南遷,運至上海。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又輾轉數千裏運抵蜀中。

抗戰勝利之後復運抵南京。

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退時,運往台灣,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閣名所在地建閣時間成書時間藏本存毀情況文淵閣北京故宮文華殿後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現存台北市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文溯閣沈陽故宮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1783)存。

1966年由沈陽圖書館移存甘肅省圖書館文源閣北京近郊圓明園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鹹豐十年(1860)被英法聯軍燒毀文津閣承德避暑山庄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1785)現存國家圖書館文宗閣鎮江金山行宮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五十二年四月(1787)鹹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克鎮江,閣書全毀文匯閣揚州天寧寺行宮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五十二年四月(1787)鹹豐四年(1854)太平軍攻克揚州,閣書全毀文瀾閣杭州聖因寺行宮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五十二年四月殘存。

現藏浙江省圖書館。

文津閣本現存于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是七部《四庫全書》中的第四部,成書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原存于承德避暑山庄。

文津閣《四庫全書》入藏國家圖書館後,一直受到人們的特別關註,與敦煌遺書、《趙城金藏》和《永樂大典》並稱為國家圖書館善本四大專藏。

文津閣《四庫全書》共36304冊,分裝6144個書函,陳列擺放在128個書架上。

它是七部《四庫全書》中儲存最為完整,並且至今仍是原架、原涵、原書一體、乾隆御筆“題舊五代史八韻”刻在子部第32、33架的側板上。

書函中央板、絲帶、銅環一依當年。

翻開書冊,即見“文津閣寶”朱印、“紀昀復勘”黃箋、雪白的開化紙和端正的館閣體楷書,令人嘆為觀止。

文津閣《四庫全書》具有獨特的歷史文獻價值第一,從七部《四庫全書》的成書時間來看,文津閣是北方四閣中最後完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淵閣《四庫全書》成書已有三年之久,對已發現的訛誤、遺漏當有所補正。

第二,文津閣本是檔案明確記載曾經乾隆親校,並由紀昀親自三校的抄本,幾乎每冊均有校核記錄,其編校質量優于包括文淵閣本在內的其他諸本。

第三,就僅存的三部半《四庫全書》看,文津閣本儲存最為完整,其他三閣本均分別據文津閣本加以補抄。

經學者核對錄異,文津閣本《四庫全書》與文津閣本在篇卷、文字、《永樂大典》輯佚本、序跋、附錄、提要等方面存在很多差異。

文津閣《四庫全書》所儲存下來的一些文獻資料已是海內孤篇。

封裝方式四庫全書的裝潢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四庫館臣提出《四庫全書》書衣採用四色裝潢的建議,清高宗在詩文中也多次提到“經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裝潢的辦法,還寫詩說“經誠元矣標以清,史則亨哉赤之類,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

”意思是《四庫全書》的經、史、子、集應該按青、赤、白、黑四色來標識,《雙佩齋詩自註》雲:“四庫書每部用香楠二片,上下夾之,約以綢帶,外用香囊匣貯之。

其書面皆用絹,經用黃,經解用綠,史用赤,子用藍,集用灰色。

所約帶及匣子鐫書名悉從其色焉。

”現在看到《四庫全書》採用綠、紅、藍、灰四色、與高宗原定規製略有差異。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採用黃絹面。

四庫全書的書盒文津閣《四庫全書》共有楸木書盒6144個,內裝書籍36304冊。

將書籍用木夾板上下夾住後,用絲帶纏繞後放在書盒中。

開啓盒蓋後,拉動絲帶就可以方便地取出書籍。

書盒蓋刻上該部書籍的書名和所屬部類順序,清晰明了,便于查閱。

主要影響《四庫全書》儲存了中國歷代大量文獻。

所據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貴善本﹐如宋元刻本或舊抄本﹔還有不少是已失傳很久的書籍﹐在修書時重新發現的﹔也有的是從古書中輯錄出來的佚書﹐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書有385種。

《四庫全書》的編纂﹐無論在古籍整理方法上﹐還是在輯佚﹑校勘﹑目錄學等方面﹐都給後來的學術界以巨大的影響。

但是﹐《四庫全書》畢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為名﹐推行文化專製政策的產物﹐乾隆借纂修《四庫全書》之機向全國征集圖書﹐貫徹“寓禁于征”的政策﹐對不利于清朝統治的書籍﹐分別採取全毀﹑抽毀和刪改的辦法﹐銷毀和篡改了大批文獻。

《四庫全書》突出了儒家文獻和反映清朝統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獻﹐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例如一些順服于大清統治的漢人如湯斌等人的著作受到重視,而黃宗羲、呂留良、顧炎武等一些與湯斌同時代卻有骨氣的文人著作則受到打擊和禁毀。

把儒家經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輕視科技著作,認為西方現代科學技術,是“異端之尤”,可以“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

除了農家、醫家和天文演算法類收錄少數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錄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評儒家思想的文獻及戲曲和通俗小說如宋元雜劇﹑話本小說﹑明代傳奇等。

歷史上對乾隆修《四庫全書》有不同評價,有人認為修書對儲存及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有貢獻;也有人指乾隆以修書為名,禁錮思想為實。

本問題幫助大家從不同角度看乾隆及《四庫全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讓大家嘗試由不同人物的位置看問題。

但至少應該公平的看待對中國真的影響,“萬馬齊喑”是事實,文字獄是事實,思想被禁錮的愚昧無知,也是事實。

《四庫全書》儲存中國歷代不少接近失傳的典籍,並校正典籍中的訛誤脫漏。

但修書期間同時抽毀及禁製一些書籍。

乾隆一朝致力編修《四庫全書》,但大興文字獄,戕害讀書人,對中國後來的科技文化發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藝術價值四庫全書1.規模亙古未有。

全書幾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傳世的經典文獻,是對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所存文獻的最大集結與總匯。

2.抄錄和輯佚《永樂大典》中孤本書籍。

“四庫“館臣先後共從《永樂大典》中輯得失傳文獻500餘種,其中380餘種收入《全書》,120餘種列為《存目》。

3.對圖書分類的影響。

《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標準和部別原則充分體現了中國古典文獻傳承的科學體系。

乾嘉以後,凡編纂書目者,無不遵循其製度。

4.開創了多層次的古籍編撰和儲存工程。

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種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書》。

開館之初,命館臣從應抄諸書中擷其精華,編纂《四庫全書薈要》。

建造南北七閣,大力倡導藏書文化,體現傳統文化尊嚴和價值。

成功原因《四庫全書》之所以編纂成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第一,安定的社會環境。

修書期間,正值清王朝如日中天之時,天下無事,沒有戰爭的幹擾。

四庫館臣坐在書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沒有後顧之憂。

第二,最高統治者的重視。

《四庫全書》從醞釀到修成,乾隆始終參預其事,並由他精心策劃。

從征書、選擇底本,到抄書、校書,乾隆都一一過問,親自安排。

第三,雄厚的資金來源。

《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所需經費難以數計,清廷一概包攬下來。

第四,嚴密的組織系統。

四庫全書館的最高職務是總裁和副總裁,多由郡王,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兼任,負責總理館內一切事務,下設纂修處,繕書處和監造處。

纂修處負責校理勘定全部書籍,並兼任繕書處繕寫書籍的分校工作;繕書處負責全書的繕寫及校勘事宜;監造處負責武英殿刊刻、印刷、裝訂、整理書籍事宜。

四庫館臣總計360人,因故革職、身死除名、調用它任者,不在此數。

第五,破格錄用人材。

四庫全書館堪稱人才之寶庫,集中了大量優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錄用的,如邵晉涵、餘集、周永年、戴震、楊昌霖等人,入館前不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楊昌霖等連進士都不是,僅是舉人。

人才雲集,為編纂《四庫全書》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社會評價正面評價雖然《四庫全書》在編纂過程中,有刪削、挖改內容等過錯,但是在某些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輯佚、校勘、目錄學、匯刻叢書等方面給後人留下許多有益的啓示:在輯佚方面,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佚書並收入《四庫全書》者共有385種,為後代的輯佚工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範例;在校勘方面,為後代的校勘工作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在目錄學方面,《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方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匯刻叢書方面,清人以《四庫全書》為榜樣,掀起了編刻叢書的熱潮。

近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續修四庫全書》也有出版,。

嘉惠學林,功在千秋——國學大師季羨林(我以為弊也在千秋,甚至更甚。

)傳世藏書,華夏國寶——著名學者張岱年《四庫全書》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傑作,一直被學界譽為東方文化的金字塔。

——研究員羅家祥《四庫全書》幾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主要典籍。

——《解放軍報》負面評價四庫全書其實並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古籍整理。

甚至可以說,這是一場表面上的古籍整理,實際上目的是將古代的文籍篡改以刪去不利之處保留對其有利的部分。

所以這並不是什麽文化整理,而是粉飾的焚書坑儒,而且較之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中大量珍貴的史料遭到篡改或銷毀,不得不稱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文化浩劫。

它的收集在客觀上其實毫無價值,所謂的‘整理之功’隻不過是集聚篡改後的糟粕罷了。

文人魯迅在批評明清和民國文人時表示:“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于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

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

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

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民國)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魯迅《病後雜談之餘》)“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吳晗文物展出2014年5月3日,北京大學圖書館啓動館藏“大倉文庫”善本展,展出兩萬餘冊從日本回購的中方典籍。

2013年,北京大學籌資一億多元,從日本回購了2萬餘冊的“大倉藏書”。

中央文史館館長袁行霈對此評價稱,這是100多年來,中國首次大批量回購留存海外的中國典籍。

據整理統計,這批典籍經、史、子、集四部皆備。

其中還有曾存放于翰林院的《四庫全書》進呈本。

復製版本2014年4月15日,一套原大原色原樣復製的《四庫全書》(文津閣本)運抵江蘇揚州天寧寺萬佛樓,18日開始對外展出。

這套全書耗用手工宣紙6000刀、楠木函盒6144個、書架128個,它的復製從數碼拍攝、資料修正、試製、正式生產到完工,前後歷時十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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