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已開發國家,為何工時卻跟墨西哥一樣長?因為老闆沒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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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這張圖顯示,世界各國「每小時生產力」愈低者,每年的總工時也愈長(例如右下角的墨西哥);反之,每小時生產力高的國家,總工時往往愈短(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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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入列已開發國家,人民卻仍需要長時間工作,才能取得充足報酬。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2020-09-30文、圖・王兆慶(彭婉如基金會副執行長)8152
台灣在許多方面擠身已開發國家之林,但工時這件事,我們還有著「開發中國家」的色彩——通常是經濟不夠發達的國家,人民才需要長時數的工作,以求充足的報酬。
底下這張圖顯示,世界各國「每小時生產力」愈低者,每年的總工時也愈長(例如右下角的墨西哥);反之,每小時生產力高的國家,總工時往往愈短(例如左上角的挪威)。
墨西哥人一年平均要工作2,250小時,但每小時GDP才20美元,2250╳20=一年GDP4.5萬美元;挪威人一年平均只工作1,450小時,但每小時GDP上看90美元,1450╳90=一年GDP13萬500美元,完勝墨西哥。
台灣呢?我們的生產力在中段班,工時卻是後段班。
2018年台灣人的每小時產值是52美元(大約挪威人的一半),但年總工時2,033小時(接近墨西哥);台灣的GDP總產值也許不差,但這其實是用接近墨西哥的長工時換來的。
相形之下,挪威人平均工時換算下來,一年比我們少工作2個月(簡直就像多了一個暑假!)。
或用另一個換算方法,台灣每天上班8小時,但挪威平均等於每天只上班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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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勞動生產力」與「就業者平均年總工時」比較。
資料來源:Ono,Hiroshi(2015數據);勞動部、國研院(2018數據)
如何減少工時?已開發國家的三個經驗
那些「已開發國家」為何可以這麼爽?大概有三條路徑可以解釋。
回頭看歷史,世界各國大規模縮減工時,常常是因應經濟危機做出的政治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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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經濟大蕭條時代,國際勞工組織發布「每周40小時工作公約」,希望用減少每人工作小時數,來換取更多人的就業機會;德國的「共享工作計畫」(Kurzarbeit)則曾經因應2009年金融海嘯,減少個人工時,把下降的總工作量拆分給更多勞工,以迴避大裁員困境;就連工時跟台灣差不多高的韓國,也是在1997年金融風暴,才為了降低失業率而將每周工時限制為44小時。
簡言之,勞動力過剩、失業危機變高,就是大規模縮減工時的契機,這是世界各國工時縮減的第一條路徑。
但台灣失業率在世界排名看來並不嚴重(這種「契機」我們也未必想要),這條路徑在台灣不太可能發生。
第二條路徑,是全國性工會和資方的集體談判。
丹麥的工時減少,據說就是工會隨經濟成長而談判的成果。
丹麥國內沒有法定的工時限制,全靠工會與資方定期協商,就達成了每周只需工作37小時的成就。
不過台灣的工會組織率非常低,缺乏勞資協商的傳統,所以這條路徑短期同樣不太可行。
(延伸閱讀|想移民!全球「工作與生活最平衡」五大城市集中在歐洲這一區)
推動減少工時的方法之一,就是資方與工會的定期協商。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第三條路徑則是部分工時(part-time)工作,例如每天只上半天班。
那些年總工時很低的國家,通常有一部份上班族屬於「part-time」,所以拉低了國民的平均總工時。
以北歐五國來說,大約有10%的男性、20%-30%的女性從事part-time工作。
反觀台灣,這種上班族可能只占全體勞工的3%,所以我們的平均總工時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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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個國家的part-time工作能否蓬勃發展,和薪資水準有直接關係。
薪資偏低的國家(例如台灣),不太可能指望國民願意從事part-time工作,因為大家上班寧可上好上滿(甚至多賺加班費),否則無法滿足經濟需求。
在這三條路徑之外,過去研究顯示,政府如果試圖「由上而下」立法限制工時,通常會以失敗告終。
以日本為例,因為長工時是一種「職場文化」,法律不易干預——日本崇尚努力(頑張る)和自我犧牲,所以長工時的「input」(而不是績效的「output」)乃是上班族表達忠誠的訊號;職場階級關係僵化,主管加班,員工就不敢回家;員工的工作職掌和分工不明確,所以新增的任務會無限指派下去,事情只會愈來愈多。
是不是和台灣很相似?徒法不足以自行,當法律撞上職場文化,減少工時的制度努力就會化為烏有,你我繼續陷入過勞的文化醬缸之中。
日本社會中的「高工時」是彼此心照不宣的職場文化。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改變台灣的可能:如果「留才措施」需求提高⋯⋯
長工時是勞資雙方共同織就的巨大結構,不容易馬上翻轉。
但台灣的少子高齡化危機,很可能為這個巨大的結構帶來一道裂口——少子高齡化的最直接結果是「人才赤字」,由於工作年齡人口不足,台灣勞動力人口即將銳減;假設未來各產業部門的勞動力需求不變(例如沒有機器人替代的話),各界將會開始缺工。
廣告當各產業部門開始缺工,各職場的「留才」需求就會提高。
沒有充分留才措施的企業、事業將開始面臨離職率攀升,開履歷也找不到人的窘境。
台灣勞動力人口衰退趨勢的推估(單位:千人)。
什麼是「充分的留才措施」?少子高齡化代表兩種人會增加:高齡待退員工,與家有長照需求的中年子女員工。
經濟學文獻指出,如果職場上有更彈性(flexible)的工作模式,則高齡員工不會太早放棄就業,他們的工作壽命可以延長。
同理,彈性工作模式也會幫助中年員工兼顧長照,不因照顧而離職。
假如這兩種人是勞動力市場的少數,通常他們會被歧視;但假如這兩種人是勞動力市場的多數,雇主又因為缺工,不得不善用僅存的勞動力時,雇主就有更高的動機創造「員工導向的彈性」(worker-orientedflexibility)。
彈性的工作模式指的是四件事:上下班時間的彈性調整(例如可以早到早走)、休假可以彈性安排(例如可以分小時)、可以在家或遠距工作、可以part-time工作。
研究指出,這四種模式的組合都更能「留才」,能讓高齡員工、有照顧需求的員工(也包括需要育兒的青年員工),更樂於留在職場上。
(延伸閱讀|彭婉如基金會專欄|台灣是公托悲情城市?瑞典觀點:女人有就業權,男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父親)
澳洲政府曾經嘗試用政策補助企業(“BetterWorkandFamilyBalance”grant)推動工作與家庭平衡,結果還真的有建築公司、律師事務所等事業單位加入補助計畫,並因此離職率大降,成為就業市場上頗受歡迎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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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律師事務所MEPerth,員工年離職率從50%下降為10%,收益成長45%(畢竟人事穩定),並獲選為支持員工家庭生活的最佳雇主。
台灣政府如果注意到人才赤字的趨勢,並同步輔導市場上的企業、事業,創造員工導向的彈性職場,是有可能逆轉台灣的長工時文化。
縱然效果及廣泛度不如用法律一刀切,也不如制度性的勞資協商,但務實來看,這也許是台灣僅存的改善路徑了。
當勞資權力仍不平等,改革需要對資方有利才有推進的可能。
台灣的資方未來亟需「留才」,就構成改革的機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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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和日本的研究都提醒:想扭轉職場文化?必須雇主自己就有強烈的動機才行。
因此,政府政策可瞄準未來特別有人力資源困境的產業,他們最可能成為扭轉台灣長工時文化的先發隊伍。
當然,輔導的過程需要許多配套,例如對員工的「output」評估要更精準,獎勵高效、懲罰怠工;所以管理層要學習不再用「input」衡量員工貢獻,對每個員工的任務執掌界定要更明確,才不會毫無止盡地亂加工作;大老闆和中階管理層要有價值共識,將員工的工作家庭平衡視為己任,而非只把相關措施丟給人資部門。
每一項改革的條件都很困難,但這些問題如果沒個起頭,台灣身為後進國家就永遠無法擺脫「中低生產力+長工時」的惡性循環——雇主不想改變(需要總產能)、勞工不想改變(需要收入或需要「表現」),那麼無論誰執政,政府都不想找自己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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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高齡化和勞動力衰退是台灣未來的必然,我們能否藉著危機╱轉機,擠身「高生產力+中低工時」國家之林?需要更多雇主、管理者、員工和政府的勇敢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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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婉如基金會彭婉如基金會成立於1997年,以北歐模式的性別平等及照顧公共化理念為藍圖,推動多項台灣在地的實驗方案。
包括幼兒托育、老人長期照顧、友善女性就業等,期建立壯有所用、老有所養、幼有所長的平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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