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不揚波: 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 誠品線上

但史實真是如此嗎？ 《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希望追溯清帝國的海洋關懷，證明清代中國在歐美列強紛起入侵前，不是一個漠視海疆的陸權國家。

全書第一部分聚焦於 ... 誠品線上 中文出版 人文史哲 歷史 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 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 作者 布琮任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描述 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名家推薦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劉序楓（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專文推薦王一樵（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18世紀的清皇朝，真的是一個漠視海疆的內亞帝國嗎？從測繪海疆、伐木造船與海防方略，到《海錯圖》、追逐魚翅與渡海詩文，讓我們重探一段被遺忘的盛清海洋大歷史！我們已習慣利用以大陸為軸心的史觀，去分析滿清統治中國的歷史：滿洲人馳騁天下，建立一個橫跨中亞的陸上帝國。

他們對海洋的認識，對海疆的重視，往往不如前朝鄭和下西洋的積極。

若不是19世紀西方列強相繼由海路侵擾中國，清政府也不會意識到鞏固海防，發展海事的重要性。

但史實真是如此嗎？《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希望追溯清帝國的海洋關懷，證明清代中國在歐美列強紛起入侵前，不是一個漠視海疆的陸權國家。

全書第一部分聚焦於康雍乾三朝在測繪海疆、伐木造艦，以至在渤海一帶發展海洋軍事化等議題，引證清廷的籌海方略與其帝國性的展示，合理地還原十八世紀清政府對海疆的關注及謀劃。

第二部分則自國家層面轉移到以學人、商品為中心的討論，從《海錯圖》的想像與書寫、對魚翅的消費與追逐，以至創作於往返閩臺之間的渡海詩文，探索盛清時代人和海洋的互動與連結。

布琮任試圖透過「去陸地化」的觀點，以淺顯生動的筆觸勾勒清代中國與海洋世界的脈動，從而呈現清帝國在鴉片戰爭之前的海洋意識，試圖為海洋史和盛清史灌注新的思維與色彩。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名家推薦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劉序楓（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專文推薦王一樵（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李其霖（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林滿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胡川安（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蔡偉傑（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蔣竹山（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盧正恒（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共同推薦（依姓名筆畫排序）布琮任了解：新清史處理的對象主要為十七、八世紀的中國，而非十九世紀；新清史把視角投向北亞和中亞，較少顧及海洋世界。

新清史的主張者確實把握到盛清歷史的重點。

不過，中國邊界臨海萬里，畢竟無法視而不見。

……因此即便是康、雍、乾三帝在位，海洋也沒有脫離大清國家的視野。

不拘是盛清還是晚清，鑽研海洋史都是了解清史的必要功課，無由漠視。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近年由於交通、資訊的發達，加上全球化風潮的影響，海洋史相關研究亦蓬勃發展，不僅是歐美，在亞洲各國均有共同的趨向。

……相較於他國，臺灣近年在出版業的推動下，亦興起一股海洋史的熱潮，惟相關出版多為歐美日的翻譯成果，或是以臺灣本土歷史為主的研究，間涉及海洋的元素，專著並不多見。

布琮任這本小書，可說為中文學界的海洋史研究帶來了一股新風。

──劉序楓（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對於海洋史、清史有興趣的讀者朋友們，一定不要錯過本書。

──王一樵（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本書所提供的相關背景知識足以讓對海洋史有興趣者受益匪淺，是值得大家仔細研讀的好作品。

──李其霖（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相對於新清史之著重十七、八世紀清朝與內亞的關係，此書由海防思想、海船製造、海圖、海鮮、與海有關的詩寫出同時期由海洋出發的新清史。

──林滿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相信對於清史、早期近代的海洋史與比較帝國史有興趣的讀者而言，本書會是一本絕好的敲門磚。

──蔡偉傑（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布琮任將以優美文筆和學術素養從空間和主題，引領讀者徜徉大清海洋。

──盧正恒（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布琮任布琮任（RonaldC.Po）出生香港，德國海德堡大學歷史學博士。

先後在芝加哥大學與麥基爾大學任教和工作。

2016年加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現職該校國際歷史系副教授，著有得獎作品TheBlueFrontier:MaritimeVisionandPowerintheQingEmpire，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其他論文散見於美國、英國、臺灣、香港、韓國等地的學術期刊。

2019年，獲英國皇家歷史學會頒授會士名銜。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國內專家學者一致推薦推薦序一順風相送、海不揚波╱陳國棟推薦序二海洋史研究的新風╱劉序楓自序前言海上新清史的探索與可能第一部分第一章測繪海疆──十八世紀清代有關內海與外洋的論述第二章伐木造船──康雍年間在臺的戰艦修造與樟木採辦第三章建威消萌──清代東北的海洋軍事化第二部分第四章《海錯圖》──清代學人對海洋物種的想像與書寫第五章清風生兩翅，至味出雙鰭──魚翅的歷史第六章泛泛安平渡，端居渺滄海──盛清時代的海洋詩文後記暨延伸書目 商品規格 書名/ 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 作者/ 布琮任 簡介/ 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名家推薦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劉序楓（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專文推薦王一樵（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13/ 9789571391007 ISBN10/ 957139100X EAN/ 9789571391007 誠品26碼/ 2682048560005 尺寸/ 21X14.8X1.4CM 語言/ 中文繁體 開數/ 25K 級別/ 無 頁數/ 264 裝訂/ 平裝 試閱文字 內文:第二章　伐木造船──康雍年間在臺的戰艦修造與樟木採辦清代的修船則例相較明代而言，清政府便有其則例，記載亦相對仔細；舉凡船舶用料、尺寸規格、修造費用與水手船工等，皆有詳文監訂，規章指引清晰。

與此同時，清廷也了解木材品質對於戰船航速、平衡與耐久度等影響，定例毫不馬虎。

以修造一艘軍用趕繒船的工序為例，按《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的記載，所需材料大概由五十八種以至九十種不等，當中包括木材、釘鐵、灰泥和塗料。

就一艘長七丈四尺、梁頭闊一丈八尺七寸、計二十一艙的繒船來說，船底的龍骨便需圍大六尺的優質松木，方能船定堅穩；至於梁座、梁頭，以至各大小船艙則需寬二尺、厚四寸的樟木一百八十三丈七尺一寸。

其餘物料如釘鐵尚要三千一百斤，灰泥近十六種（諸如滕黃、藍粉、松香），以令船身遇水而不易朽腐。

在修船所耗用的五十八種材料中，用木方面便高達三十四項，其中樟材獨占二十二種。

除了上述提及的梁頭、梁座與船艙外，劉良璧（一六八四—一七六四）在《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十．兵制》便詳細列出樟材用於繒船的各部分，其中包括「桅座、含檀、鹿耳、斗蓋、上金、下金、頭尾禁水、頭尾八字極、杠罩、彎極、直極、繚牛、尾穿梁、大轉水、車耳下株、屈手極、通梁、托浪板、門枋及樟枋」；而船料中的托浪板、桅座、通梁均關係到船舶的整體結構，換言之，要選用適合的樟木製艦，方能修造一等兵船，穩妥地固禦洋面。

由於木植種類關乎兵船的性能和戰鬥力，所以康熙在籌建海軍時已設立軍工料館，專責木材與其他船料的採辦工作。

館中負責購置木植的官員為「軍工匠首」，對山林物產有一定的支配權。

正如前段所述，由於造船除了依靠樟木外，還需賴以杉木、松木、相思木與檀木等，故軍工匠首便有責任採辦不同木植，以供船匠修造戰艦。

據曾任署理蘇州巡撫印務的王璣記述，在康雍時期，「油鐵各項出自江楚；杉、松、樟多取自閩、粵與臺灣」，可見臺灣是提供樟材船料的重要區域。

不過，在探討盛清政府在臺島採樟造船的沿革前，我們有必要對臺灣樟樹的品類、分布等背景資料有所了解。

樟樹與臺灣樟樹（Cinnamomumcamphora[Linn.]Sieb.）屬暖林帶樟科喬木，樹身高大且堅實，木料可製船建屋，膏脂能熬煮樟腦，是臺灣的主要樹種。

在臺灣可見的樟樹約有十五屬，五十類，主要分布於海拔一千八百公尺以下的下淡水、彰化等地。

有關臺灣樟林繁茂的記載，在清代的縣、廳、府志俯拾即是。

《諸羅縣志》便有紀錄謂：「樟；大者數抱，四時不凋，枝葉扶疏，垂陰數畝。

」《鳳山縣志》亦云：「樟；即豫章也。

大者數抱，歲寒不彫，久年即內腐而中虛，不堪成材。

」同治朝的《淡水廳志》更對樟樹的種類、用途與地理分布逐一列明：「樟有赤樟、粉樟，內山（以淡水為中心，新竹、苗栗一帶的木林便屬內山）最盛，軍工需採……宜於雕刻，氣甚芬烈，熬其汁為腦，可入藥。

」道光時期的《清一統志臺灣府．山川章》也載述：「半線山：在彰化縣東。

舊志：在廢半線司東，美田疇，利畜牧，產樟栗可造舟楫。

」事實上，乾隆年間重修的《臺灣縣志》，道光朝的《彰化縣志》與《噶瑪蘭廳志》等地方史料也相繼提及樟樹木林，且列舉其種類、屬性與分布概況，然這些資料的記敘相似，在此不再贅說。

至於由洋人書寫的文本方面，同治年間派駐厦門的美國公使李仙得（或譯李讓禮、李喜得；C.W.LeGendre）亦曾在其〈論樟腦一種〉中記述他對臺灣番物的所見所聞，當中也不乏對樟樹的記載，文曰：「樟腦樹生於內地至麥庫里（即今六龜）止，噶瑪蘭（宜蘭）兼有之。

居臺灣中段之下甲人，皆以製造樟腦為業。

」另一方面，雖然部分官修史籍未有採用「樟樹」、「樟木」等詞，但若仔細考其描述，亦不難發現其意實指樟木。

比如黃叔璥在其《臺海使槎錄》中提及諸羅知縣周鍾瑄（一六七一—一七六三）的報告時便表示：「估修船料，悉取材於大武郡社。

山去府治四百餘里，鋸匠人夫日以數百計，為工須數閱月。

」周氏言及的大武郡社乃現在彰化縣社頭鄉一帶，此處有一八卦山，在清初時期樟林密布，古柏森然，相信黃叔璥所指的修船用料，便是八卦山上的樟材。

然而，及至十九世紀中葉，由於砍木、熬腦日甚的關係，社頭鄉的木料數量隨年遞減，八卦山雖不致童山濯濯，但已難復昔日光景。

雖然樟木在臺灣中、北路一帶相對茂密，但這並不表示南路沒有樟材的供應。

藍鼎元在《東征集》中述說朱一貴（一六九○—一七二二）起事始末時，便表示屏東縣境也有民眾伐砍樟林的例子。

在朱一貴事變後，閩浙總督覺羅滿保（一六七三—一七二五）曾上擬在南臺厲行嚴格的封山措施，消除反清亂黨暗匿山林之弊；但藍鼎元對此事極力反對，他認為：鋸板抽藤，貧民衣食所係。

兼以採取木料，修理戰船，為軍務所必需，而砍柴燒炭，尤人生日用所不可少。

暫時清山則可，若欲永遠禁絕，則流離失業之眾，又將不下千百家，勢必違誤船工，而全臺且有不火食之患。

雖然藍氏表陳的意義在於力保臺民在山林的利益，但他言及「採取木料，修理戰船」，便明顯與伐樟造艦有關，於此便能反映臺灣南路亦見樟樹之實況。

其後，朱仕玠（一七一二—？）在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也對藍鼎元的觀察作出補充，其《小琉球漫誌》便嘗描述屏東縣南一百四十里的瑯嶠山：「東北聯山，西南濱海。

山多巨木，今造海船軍工匠屯駐其地。

」朱氏所言及的「巨木」，估計亦是泛指樟木。

由此可見，在朱一貴之亂爆發前，臺民已在鳳山、屏東一帶砍取林木，鋸板抽藤；清廷亦開始採辦樟木，造船製艦；而在雍、乾時代，伐林情況仍然存在，足資證明臺灣南路的樟木採伐與民生經濟、修造兵船等事宜一直環扣相連。

在臺伐木修船的沿革在康熙征臺後，臺灣正式歸入清朝版圖。

雖然朝野多有議論表示「臺灣孤懸外海」，無關治國宏旨，但事實上，康熙並沒有全盤放棄臺、澎一帶的海事兵防。

即使他曾有「棄臺島而不守」的念頭，他亦未曾摒棄臺灣海峽的海疆守備。

究其原因，無非由於閩海一帶的海洋貿易「有益於生民」。

康熙認為，海貿蓬勃方能令「東省（沿海）」一帶安定無事；而要令海上商貿往返無阻，便需削平盜寇，嚴巡海疆，促使「海不揚波」，安邦利民。

換言之，有論者謂康熙征臺後，對臺灣、臺海不太重視，並僅以一種「被動式」的炮臺防守抵抗倭賊等語，或許未盡中肯；若輒論康熙只籌福建沿海一帶的陸岸防務，重陸輕洋，這亦有所偏頗。

其實，觀閱清代的硃批檔案與皇朝實錄，我們不難發現清政府自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已著力投放資源製船造艦，編修水師，定期巡邏東亞海域。

而其籌海經略與會哨制度更比明季以來的海防方針更進一步。

有別於明成祖（一四○二—一四二四）以後「棄守海島」、依賴「炮臺衛濱」的海洋政策，盛清政府一方面適度地調整內海邊陲的洋面空間，另一方面則致力秉持一種「海陸聯防」的守備模式。

所以嚴格而言，十八世紀的清皇朝並沒有恪守一個棄海務而單重西北拓邊的「政治藍圖」；它所追求的，是一個能夠在管治上平衡中亞邊陲與海洋邊疆的大帝國。

要證明康熙以至乾隆年間，中央已積極治理內海，監巡洋面的例子有很多，但礙於篇幅所限，本章只會聚焦在臺採木造艦這方面而已。

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已於臺、澎設立水師營，由臺灣、澎湖水師副總兵詹六奇（？—一六九二）統領，負責監控閩海一帶的水寇與臺灣的前明餘黨。

但當時在臺澎的標營戰船，多由內地廳員修造，臺灣只是提供樟木、藤、麻（用於索具）的原材料區。

直至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為了減輕福建沿海一帶的造船壓力，並且改善戰船經常逾期竣工等問題，康熙遂頒敕上諭云：「（臺、澎戰船）尚可修整而不堪駕駛者，內地之員辦運工料赴臺興修。

」自此，臺灣除了提供樟木等材料外，亦在中、北部設置造船廠（不過，這並非正規的軍工廠），協辦造船，是以「內地各廠員多力分，工料俱便，不煩運載，可以剋期報竣」。

在康熙的諭令下達後，臺、閩兩地分力造船的規模的確有增無減，而閩海一帶亦慢慢成為建造、修繕戰艦的水師重地。

另一方面，由於修造戰船的工序繁瑣，且耗費不少，所以有關製艦修船的則例也漸趨嚴謹，所涉及的官部衙府亦逐層增加。

按黃叔璥在《臺海使槎錄》的記述：「至康熙四十五年……（康熙）令其（臺灣）與福州府分修（兵船）。

議於部價津貼運費外，每船捐貼百五十金，續交監糧廳代修其半，道、鎮、協、營、廳、縣共襄厥事。

」從以上引文看來，在閩、臺兩地分修戰船，在康熙眼裡並非無關痛癢的防務小事，反之卻是關乎帝國籌海固邊的軍國要務。

管轄戰船，羅列要工及至雍正即位後，由於連接蘇、浙、閩、粵與直隸、山東一帶的海運航線與日遞增，海貿發展得以一日千里。

然而，隨著海運興起，海盜侵擾港市、掠劫商船的問題愈漸嚴重，當中以福建、廣東一帶的情況尤劇。

有鑑於此，直隸巡撫李維鈞，浙江巡撫福敏（一六七三—一七五六），福建總督劉世明，廣東提督董象緯等便先後上表，奏請雍正加強內海洋面上的軍事實力。

相較康熙而言，雍正對於海疆的防務與控制更費心力。

早在雍正初年，他已在硃批內明示「海洋緊要，實力為之」。

而他更屢番下令加強沿海水師「叅遊分地巡防」，且指示提督巡撫「竭誠宣力訓練撫綏，務令武備修整」。

在雍正的籌海方略下，李維鈞等人的奏議很快便獲得批淮。

然要增強海軍實力，自然需要廣造戰船，引文中提及要整修武備，大概亦與建造船艦有關。

雍正三年（一七二五）下旬，兩江總督查弼納（一六八三—一七三一）遂建議在臺灣設立一所正式的軍工廠，修造戰船，用以巡轄洋面，肅清盜匪，並且嚴防日本的潛在威脅。

查弼納建議在臺自設總廠造船的原因很簡單，諸如上文所說，臺灣是樟材的重要出產地，而樟木又是造船的重要用料，故在臺設廠，外則能「通達江湖百貨（意指藤、麻、竹材〔用於風帆〕等工料）」，內則可「聚集鳩工辦料」。

所以，在臺砍伐樟木，就地修造兵船，「皆屬省便之議」。

按照查弼納在奏摺內的說法，只要中央每年派道員「監督領銀修造，再派副將或參將一員公同監視」，便能「務節浮費，均歸實用」。

故此，自雍正四年（一七二六）開始，部分監巡臺、澎、閩海一帶的戰船便併歸臺灣軍工廠修造，並由臺道、臺協互為督核。

截至雍正十年（一七三二），由臺灣修造的繒船、走舸便近九十八艘，主要供臺灣及澎湖水師之用。

如是者，清廷對臺海洋面的軍事控制便逐漸加強，海盜擾邊的問題亦能略為舒緩。

不過，由於修船規模擴展的關係，臺灣一帶的樟林面積不免有所縮減；與此同時，臺島原住民對於官辦伐木的政策亦開始表現不滿，隨之而來的便是一系列的官民糾紛與衝突。

巨材所生，崇崗絕箐臺灣雖屬樟林茂盛之地，但在臺灣伐木修船並非毫無阻礙。

先不討論上文提及官方辦木與原住民的摩擦和衝突，僅就採伐樟樹一環，在技術上已有一定難度。

由於樟樹體形高大，且多長於內山林區，要遣員砍伐必須攀山越嶺，並不容易，所以趙爾巽（一八四四—一九二七）便有「巨材所生，必于深林窮壑，崇崗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的敘說。

此外，周鍾瑄亦曾詳述採樟工程「勞民傷財」的原因，他表示：鋸匠人夫日以數百計，為工須數閱月；每屬工人俱領官價纔十餘兩，尚不足支一日之費。

凡食用雇夫等項，每匠勻派以補不足；工完方止。

此為工匠之苦。

工料辦齊，郡縣檄催，每縣約需車四百輛，每輛計銀三兩五錢，照丁派銀，保大丁多者每丁派至三錢，保小丁少者派四丁一輛，是每丁出銀八錢。

合計三縣共派四千有零。

所領官價，纔每屬三十餘金。

此為里民之苦。

至重料悉派番運；內中如龍骨一根，須牛五十餘頭方能拖載，而梁頭木舵亦復如之。

一經興工，番民男婦，日夜不寧。

計自山至府，若遇晴明，半月方至，此為番民之苦。

今歲估修不過數隻，害已如此；若明歲大修三十餘隻，臺屬遺黎恐難承受，不去為盜，有相率而死耳！根據周氏所言，伐樟造船不僅耗用人力，並且所費不菲；而工匠、里民、原住民亦各有難處，自有苦衷，足見採樟辦木殊不簡單。

其實，早在周鍾瑄述說採樟的難度前，《重修臺灣府志》已記載臺灣知府周元文說明臺島辦樟、運載之難。

周氏在〈詳情臺屬修理戰船捐俸就省修造以甦民困初詳文稿〉中有云：臺郡僻在海外，百物不產，一切木料以及釘鐵、油、麻、風帆、棕、絲等項盡須遠辦於福州，紆回重洋，腳價浩繁；又有遭風飄失之虞。

即採買之各料概係零星搭運來臺，一物不到，不能興工；及至到齊，不可以日月計算。

其在臺採買樟料，則苦於鋸匠稀少，不能卒辦；且入山逼近野番，最慮生釁。

而山多鳥道，先需肩運出山，方可車運至廠，亦必經月而後至。

今以十五船之樟料，實屬萬難。

況扣至興修之期，正值農忙之候；勢必重奪農時，荒工失業，於民又為苦累。

卑府既稔知種種艱虞，情愿捐資賠墊，委員前赴福州省城照依原船丈尺從新打造，庶於軍工不致遲誤。

惟是打造船隻，例應該營委員協同監造。

其堪駕駛之船，仍令一例駕至省城；其不堪駕駛之船，即就近在臺變價。

至於造完之後，亦應照依駕赴福廠之例，監造之員出具收管，領駕回營。

伏祈憲臺俯賜轉詳，檄行該營委員赴省協同監造；並帶領舵水於竣工之日領駕回營。

則頂戴憲恩於無既矣……況出樟處所逼近傀儡生番，最易搆釁。

是此樟枋一項，雖非涉海遠購，其挽運之艱難、腳費之浩大，比購之內地更屬萬難。

周元文的建議雖然有其論點，但其中亦不免缺漏。

首先，他輒言臺灣「百物不產」，顯然是對臺灣的風土民情觀察不足；其次，周氏亦低估了以陸路運木的風險。

即使清政府能在雲南一帶以車輪搬載適合木植，其難度也不一定比在臺灣內山挽運樟木至造船廠，繼而就地造船為低。

所以周元文雖然準確指出伐樟之難，但卻未有點明解難之法，他的建議未被康熙全數採納自然不足奇怪。

事實上，雖然內地有足夠樟木得以製造戰船，但由於福建船廠（漳州、泉州及福州）每年造船的數量有限，故在臺灣設廠分擔，又或者就近製造是有其必要的。

所以在雍正時期，軍工料館便正式設於臺灣南北路，負責木材的處理工作；木料經過剪材後，工匠便會將其運往臺南船廠，用於戰船的製造或繕修。

「番民」的頑抗在臺伐木造船倍添困難的原因，亦包括臺灣原住民的武力抵抗。

自雍正六年（一七二八）開始，由於原訂在界內山場的樟林已砍伐殆盡，雍正八年（一七三○）遂議訂移遷「生番界外」（如糞箕湖）一帶採辦木植。

然而，官方斧鉞所到之處，原住民屢多負嵎頑抗，力保林被。

據巡視臺灣御史覺羅栢修與巡視臺灣給事中高山的記載，在雍正內遷山界後，採木工匠被亂箭傷殺之事時有發生：計有軍工匠首陳勳於雍正十年被殺；次年十一月亦有匠人鄭恭、車夫郭有明進山鋸板時被「生番」放箭射傷。

同年十二月初五，在加六堂一帶也據報通事盧賜、曾仲奇團隊在前往軍工簝廠時被「番民」狙擊。

僅數日之後，弓役洪德奉命檢查鳳山木廠時，亦突遇「生番」亂箭射倒。

類似的例子尚多，恕不贅舉。

但無論如何，因為伐木取材而造成的武裝對抗，無疑加深了軍匠工人入山採樟的壓力。

即使中央政府多番增遣兵力，加強巡邏，但鑑於原住民久居山林，熟悉地貌，形蹤多變，營汛衛兵大多難以敉平滋擾，緝凶結案。

如是者，覺羅栢修和高山便連署上表，奏請臺海兵船撥歸厦門、福州兩廠按期修造；樟木則從閩省延、建、邵三府的林區種植採伐。

根據覺羅栢修的建議，由於福建內陸一帶在近年復殖情況理想，故從內陸林區砍伐木植後，沿溪順流省城，再由官民裝運出海送至造船處，雖有風險，卻可避免「生番」襲擊，「得永寧謐」。

其後高山再補充，如果中央已明文頒令不再滋擾「生番」居地，但「生番」等「通事奸民」依舊越界度域，襲擊官民，查拏以後只要嚴加懲處，自然不致國法有誤，民心不穩。

試閱文字 自序:十年之後，當我再重讀這篇序文，將會有什麼感覺呢？我們撰寫歷史，大多習慣回顧和憶述，但我總覺得，歷史和未來是一個相對的時空和概念，雖然我們不能夠任意去推移時間，但總可以嘗試以一個未知的視角去看歷史。

烏托邦主義中提到的「無可有鄉」與「狂熱夢想」，大概就是源自這種思維和邏輯。

二○三○年，相信曾經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已有藥可治，但它或許幾經變種，扎根成為一種風土病，與人類文明並肩共存。

不過，這場風暴告訴我們，人類可是相當的脆弱和可憐。

在福山先生（FrancisFukuyama）出版其《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那一年，我曾經被他的結論說服，誤以為人類社會已沒有什麼進步的空間；同時也相信在科技發達、醫學昌明的大時代，再沒有什麼難題是解決不了的。

但事實證明，在天災人禍面前，人類始終無計可施。

如果我們不能認真反省現狀，嚴肅地根治疫情蔓延的原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再次遭遇另一場疫病浩劫，再一次被隔離，再一次被身心囚禁。

二○三○年，我四十五歲了。

相信我依舊會在海洋史的園地裡耕耘；但與此同時，我希望到那個時候，這部小書會被塵封在圖書館的某個角落。

我深信海洋史研究會在這十年之間，經歷教人激賞的進步和變化；而我今天對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的觀察，到二○三○年，或許會有新的解讀和看法。

不過，我還有一個期許，但願十年後的秋天，我可以完成另一部與海洋史有關的著作，親身見證學術同儕們，在研究上的貢獻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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