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哭千里——溫瑞安與神州詩社傳奇| 一流人 - 遠見雜誌

那是溫瑞安於一九八○年遭警總逮捕，其後驅逐出境後，我與他再相會的一次，但也僅止於那一次，迄今三十年未再見到他，不知他近況好否？ ESG遠見|華人精英論壇|城市學|健康遠見|遠見行動誌|電子報|註冊|登入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cookies分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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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關閉熱門慕赫16年創新工藝翻轉威士忌熱門首創市政混合雲邁向智慧桃園首頁好享生活健康龍哭千里——溫瑞安與神州詩社傳奇文/一流人   2018-02-21瀏覽數14,800+一夏夜整理書房，找到一張與溫瑞安（圖左）合影的照片，那大約是一九八六年的事了，當時他從香港來臺北辦事，印象中是林佛兒請他吃飯，約了我作陪，在一家餐廳中拍下的。

那是溫瑞安於一九八○年遭警總逮捕，其後驅逐出境後，我與他再相會的一次，但也僅止於那一次，迄今三十年未再見到他，不知他近況好否？首圖圖說：一九八六年溫瑞安回臺與向陽在臺北某餐廳合影。

溫瑞安是馬華作家，來自馬來西亞，在馬時期加入「天狼星詩社」，一九七三年以僑生身分來臺，就讀於臺大；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和同樣來自馬來西亞的女詩人方娥真遭警總逮捕入獄，次年一月遭軍事法庭以「為匪宣傳」罪名判感化三年，實際約羈押三個月後遣送出境回馬來西亞。

溫瑞安在臺求學、活動約七年，其間創辦了「神州詩社」，除了詩刊之外，也創刊《青年中國》雜誌、發行《神州文集》，在一九七○年代的臺灣詩壇，捲起過一陣風雲，成為戰後臺灣新詩發展過程的一則傳說。

神州詩社是馬華文學介入臺灣文學、社會與政治最深的社團，它崛起得快，發展得猛，也墜落得相當迅疾；它以詩結盟，卻有類似幫會的組織；它的成員，不僅止於來臺求學的馬來西亞僑生，同時還吸收了臺灣的文藝青年，成為馬、臺文青的大本營，全盛期加入社員多達近兩百人；它的活動方式，除了出版詩刊、文集之外，也大異於當時的臺灣青年詩社，在溫瑞安領導下，以「試劍山莊」為基地，聚會讀書、辯難、歌唱、練武，並動員全社社員到各大專院校推廣詩作，儼然是有著鐵的紀律的隊伍。

不過幾年之間，神州詩社便成為一九七○年代後半期最受矚目，但同時也受到「側目」的詩社。

作為神州詩社的核心人物，溫瑞安的詩一如他的人，狂放矯健，浪漫與激情兼而有之，他以武俠入詩，動輒寫出兩三百行的長詩，與當時的臺灣年輕詩人相較，自成一格，因而突出了他在臺灣詩壇的位置；與他一樣遭到警總逮捕的詩人方娥真，晚他一年來臺，詩作風格婉約、典麗自然，一如其人。

溫瑞安和方娥真被捕入獄，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詩作，而是因為神州詩社（後易名為「神州社」）遭人密告、檢舉，認為有「匪諜」嫌疑，說他們「假借文藝之名，吸收青年學生，採檢討批鬥、競賽等方式，並鼓勵社員以社為家，致部分社員離家、休學或退學」；說他們帶領社員讀「匪書」、唱「匪歌」、看「匪」電影，「引發社員對大陸的嚮往」，因此犯了「為匪宣傳」的罪名。

溫瑞安、方娥真遭警總逮捕之時，轟動臺灣文壇。

戒嚴年代，警總辦了非常多的「匪諜」案，一九八○年美麗島大審剛結束，為臺灣民主運動奮鬥的美麗島領袖已被關入大牢，接著逮捕被認為有「大中國思想」的神州社溫瑞安、方娥真，使得神州社因此瓦解，這和國民黨當年仍然堅定不移的反共政策有關，既不允許獨、也不容許統。

溫瑞安事件的發生，可說是國民黨持續肅清「紅色思想」的鮮明案例；這個事件最直接的受害人當然是溫瑞安和方娥真，間接受害人則是當年聚集在神州社的眾多文藝青年，包括十六歲就加入該社的林燿德（一九六二─一九九六）。

二我小溫瑞安一歲，他於一九七三年來臺時，我就讀文化學院東語系日文組，當時已讀過他在《中外文學》、《幼獅文藝》、《中華文藝》等刊物發表的詩和散文，對於他雄渾的文筆和寫作才氣，以及相較於同齡作家的文風，印象頗為深刻。

他的萬把字散文〈龍哭千里〉，洋溢著一股「中國想像」，徜徉恣肆，洸洋無際，顯現了來自僑居地的他對文化中國的嚮往；他的第一本詩集《將軍令》出版於一九七四年，後記就直接宣示：「我們總不能、總不能看見這頭受傷的蒼龍，絕滅在我們這一代的手裡」，都可以看出他對「龍」以及想像中的「中國」的感情。

即使在臺灣，一九七○年代的臺灣，「龍」和「中國」這兩個符號也是連結在一塊的，戰後世代組成的「龍族詩社」，同樣也有著這樣的情懷；校園民歌中，有名的〈龍的傳人〉，何嘗不也如此？當時臺灣的現代詩被稱為「中國現代詩」，散文被稱為「中國現代散文」……，也莫不如此。

這讓從馬來西亞來到臺灣的溫瑞安感覺到了「回到中國」（相對於馬來西亞）的溫暖。

在這裡，他如魚得水，也受到當時的文學刊物的歡迎，因而意氣風發，而有重振「中華文化」的豪情和行動。

回到那個年代，這樣的感情儘管是虛幻的，但可以理解。

當時的我，也有這樣的「文化中國」夢想，在國民黨的體制教育底下，歌詠從未看過的長江黃河，懷想五千年道統文化，成為不經大腦思考、也毫無懷疑的「常識」。

大三那年，我擔任文化學院「華岡詩社」社長，在好友渡也的協助下，與詩壇開始有了接觸，我們在華岡辦「中國新詩系列講座」，邀請紀弦、瘂弦、洛夫、張默、管管和羅青來學校演講，出版《華岡詩刊》、詩頁，一時之間使得華岡的現代詩風大盛。

也因為渡也的介紹，我和溫瑞安以及方娥真、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等青年詩人見了面，其後並成為常相往來的好友。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校園詩壇還真熱鬧，除了溫瑞安帶領的天狼星詩社跨校際之外，臺大有「現代詩社」（楊澤、羅智成、詹宏志、廖咸浩等）、政大有「長廊詩社」（陳家帶、游喚等）、師大有「噴泉詩社」（陳黎等）、臺北醫學院有「北極星詩社」（林野、舒笛等）、高師大有「風燈詩社」（楊子澗、寒林、歐團圓等）、高醫有「阿米巴詩社」（陳豐偉等）……，年輕的校園詩人互相往來，以詩會友，相當熱鬧。

相對於各大學詩社的鬆散，溫瑞安領導的天狼星詩社帶勁而有紀律。

我到過他們的試劍山莊，社員言必稱溫瑞安「大哥」，以抱拳方式相互打招呼，他們有尊卑之分，紀律嚴明；大哥溫瑞安一聲令下，無不景從。

他們一方面為了推廣詩集、文集，一方面也為了籌措生活費和山莊開銷，幾乎每周都要外出「打仗」，帶著書籍到不同校園推廣、演講。

當然，也來過華岡，讓我見識到溫瑞安的領導魅力和氣魄。

黃昏星曾告訴我，他們有時沒有收入，就只能靠打工、吃泡麵過日子，但依舊意氣風發，放聲唱歌、練武、寫詩。

這是不可思議的傳奇。

年輕和對中國想像，使他們自認為擔負振興中華文化的重擔，頂風逆浪，也要狂傲地走下去。

但我並沒有加入他們的詩社，只維持著詩友關係，在他們的詩刊、文集發表詩作。

一九七七年，我在故鄉出版社出版第一本詩集《銀杏的仰望》，出版社負責人林秉欽告訴我，他將資助溫瑞安的《神州詩刊》，沒過多久，以《高山．流水．知音》為書名的《神州詩刊》就出版了，副題「天狼星詩刊第六期」。

接著皇冠出版社也為他們出版了七本《神州文集》，顯見當時臺北出版市場對他們的重視和支持，也標誌了溫瑞安在臺推動文學的高峰。

我從華岡畢業後，入伍，直到退伍後再來臺北工作，才再和溫瑞安以及神州社聯繫上。

他們的熱情不減，似有熊熊的火在心中燒。

這個時期，一方面因為我上班忙，一方面也因「中國夢」已退燒，我已不再像大學時期那樣和神州社密切往來。

一七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爆發後，因為我寫作臺語詩，並獲高準所辦《詩潮》創刊紀念獎，我的臺語詩也被相關單位列為「工農兵文學」黑名單，受到國民黨批判，讓我更清楚自己的文學之路；一九七九年，我以霧社事件為題材寫長詩《霧社》，同年美麗島事件爆發，次年三月美麗島案軍事法庭大審，都讓我從「中國夢」中醒來。

儘管如此，友情不變，我萬萬沒想到，溫瑞安、方娥真卻因為他們的「中國夢」，在美麗島事件之後，雙雙被逮捕入獄。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我打開報紙，在第三版赫然看到這樣的新聞：【臺北訊】臺灣警備總部昨天宣布，創辦「神州社」的馬來西亞華僑溫瑞安及方娥真，因從事為匪宣傳之不法活動，經警備總部軍事檢察官提出聲請，軍事法庭已裁定各交付感化三年，以保護管束代之。

這是讓我震驚但又知道必然發生的事。

那個年代，連臺獨都被視為「受到共匪蠱惑」、「為匪宣傳」、「挑撥政府和人民的感情」而治罪啊。

我只能為溫瑞安、方娥真禱告，希望他們在獄中平安。

三再度與溫瑞安聯繫上，已是一九八三年。

當時溫瑞安和方娥真已被遣返離境近三年，溫瑞安在香港受金庸賞識，他的武俠小說在《明報》連載，叫好又叫座，很快打開了知名度；他也因此受到香港「亞洲電視」的倚重，為該臺撰寫劇本。

我為了《陽光小集》策畫的詩刊詩社史專輯，從高信疆先生處拿到他的聯絡地址，寫信到香港，請他提供「神州詩社」社史，並賜寄詩稿，末了還問他有無獄中詩作，一併歡迎。

八月初，我收到他的回信、〈「神州詩社」的起落興亡〉、以及〈獄中詩〉三首（〈霸王篇〉、〈白髮篇〉、〈急急廿七〉）。

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我知道溫瑞安已經在香港有了工作，能夠繼續寫作，安心多了；他寄來的〈獄中詩〉三首更彌足珍貴，大概也只有《陽光小集》可以刊登，再加上他親自撰寫的神州詩社「興亡」過程，也是第一手文字，對《陽光小集》來說，這都是求之不可得的稿子。

溫瑞安給我的信上這樣寫：信收到，因電視臺要我赴日韓拍攝一齣劇集，所約的詩稿遲至今天才寄上。

這一組詩是我在獄中寫的，從來沒有發表過（本來也不想發表的）。

從這一組作品開始，可以說，臺灣的讀者再也不曾看過我的新作。

然而詩是我永不放棄的妻。

很多人以為我在香港的現實環境中不得不低頭，放棄一向以來的操守。

那是他們看不清楚我。

我從馬來西亞到臺灣到香港，從來都兩袖清風的來，但最後我一定做些不枉此生的事！我可以倒下去，不過，我一定站起來。

我曾度過比常人艱苦十倍的歲月，甚至到現在仍有相當的艱苦，不過這艱苦只激起我的鬥志！淇瀁，我的朋友，看到「陽光小集」使我有滿懷春陽的快樂，辦得那麼好，就算神州仍在，也該拱手讓賢了。

渡也在那裡？怎麼不見你提他的？時間飛逝如此——還是多寫詩，只願無事長相見吧。

這時我已擔任《自立晚報．自立副刊》主編，坐在編輯檯上讀溫瑞安從香港寫來的信，既為他以在香港謀得工作高興，也為他仍惦記著當年帶我去見他的渡也而感動。

這就是溫瑞安，一旦視為朋友，就永遠是朋友了。

〈獄中詩〉在那個年代到底是敏感的題材，何況溫瑞安事件仍沒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

這輯詩作，〈霸王篇〉文末註記「稿於民國七十年一月四日獄中」、〈白髮篇〉文末則附記「稿於一九八一年一月四日之號囚室」，〈急急廿七〉的附記更長：於民國七十年一月五日，廿七歲的第一首詩。

人在猝發的囹圄中，當然沒有錶，沒有筷子，沒有陽光，沒有兄弟朋友，也沒有出去的日期，更不知道小方在何方，那是一個漫長的秋冬，幸好，還有不死的等待，刻骨的懷念。

三首詩，寫出了溫瑞安在獄中的焦慮、狂傲和多情。

詩中有著慷慨、從容作楚囚的狂氣，也有對同被羈押於囚室但無法知道訊息的方娥真的深情。

我讀著這三首詩稿，決定冒險刊登，一九八三年八月底，這輯詩作便在《陽光小集》第十二期刊登出來了。

刊登之後，大約一個禮拜，我在報社接到自稱警總的人來電，問我如何取得溫瑞安的詩，我回他：「寫信要來的。

」對方說：「你最好不要跟他聯絡！」電話就斷了。

我手上還有溫瑞安為《陽光小輯》撰寫的〈「神州詩社」的起落興亡〉，我想，管他的，詩都刊了，這文就放到第十三期規劃的「政治詩專輯」中吧。

當年九月，我把稿子交給擔任社長的張雪映，也不知什麼原因，這篇稿子連同政治詩專輯的其他稿件，等到半年之後，張雪映才送回給我做出版前的審閱，我看過後，一無增刪，回送當時在南部的總編輯李昌憲，進行最後的編輯，交付印刷。

這輯稿時間的拖遲、出版時間的延擱，跟我本無關連；且《陽光小集》出刊以來一直就有類似的脫期現象，甚至曾將兩期併為一期，因此我並不覺得有何不妥。

《陽光小集》十三期印出來後，我拿到手上，卻發現這版本比我原來看過的內容多了一些「東西」：首先是封面，六則標題中的第一則用了「陽光小集被收買了嗎？」這樣聳動的字眼；其次，內文〈陽光短打〉第一則「獎的另外一面」暗諷我「靠良好的人際關係和有力團體的推薦」得到國家文藝獎；另外一則「詩也講方言？」，譏嘲我、林宗源和黃樹根寫作臺語詩「豈不是事先斷絕了不懂這種方言的讀者，大大降低了可能引起的共鳴嗎？還是他們認為每個人都該懂得這種語言呢？」；最後是，未必了解整個過程的總編輯李昌憲（他是直率而單純的詩人）寫的〈編輯記事〉，把延遲出刊導向「陽光小集的同仁都被出賣了」。

這樣的「添加」處理，讓當時身為發行人的我相當不高興。

政治詩專輯是我提議的，專輯內容規劃也是由我召集幾位同仁共同討論定案的，最後定稿的是我，並未刪除或更換任何稿件；還交代要將最敏感的「政治詩座談會」交給《自立副刊》和《陽光小集》發表，再加上同樣高度政治敏感的溫瑞安的稿子也是我約來的。

出刊之後，怎麼會生出「出賣」這樣的說法，且以封面和「編輯記事」擴而大之？當中顯然出了岔，我至今依然無法理解。

不高興之外，我還強烈感覺同仁中似乎有人耍心機、動手腳，無中生有，汙衊自身詩社與同仁。

辦一份詩刊，費時費心，費力還花錢，為的是對詩有一股熱愛，但若同仁不同心，詩刊還有必要持續嗎？一怒之下（當時的我畢竟年輕氣盛），我決定就此停刊《陽光小集》，解散詩社，那是一九八四年六月的事。

三十多年來，有關《陽光小集》為何解散，有諸多臆測之詞，更有中傷之言，說是國民黨文工會介入。

我總是一笑置之，未嘗多做解釋，原委就這麼簡單，我生氣了，我不屑和離心離德之人合辦刊物，如此而已。

我主責時的《陽光小集》第九期（一九八二）曾被查禁，我編的《自立副刊》也曾被以「為匪宣傳」為由停刊（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這兩事都跟警總有關，我都承擔了，文工會怎有能耐干預《陽光小集》的內容和出版時程？事隔三十多年，都過去了，恩怨等如塵土。

我拿出當年溫瑞安手寫的文稿，看到他在文末形容神州詩社的「土崩瓦解」，「像流星劃過夜空，雖曾燦爛而不能永晝」，想到《陽光小集》的星散，竟也有戚戚之感。

四江湖已老，當年的年輕詩人溫瑞安已經幾乎停止了詩的寫作（或許還寫吧，只是未發表），我也與他失去了聯繫。

透過媒體和網路，知道他在香港非常活躍，一九八三年他給我的信和來稿，還強調「詩是我永不放棄的妻」，但這之後他的主要作品已轉為武俠小說，他的武俠名著《四大名捕會京師》及《神相李布衣》等都在香港亞洲電視開拍播出，有人譽他是繼金庸之後最重要的武俠小說大家；聽說他也曾在香港創辦《溫瑞安（超新派）武俠》周刊，引發過熱烈的反應……。

我記憶中的溫瑞安還是二十來歲的那副模樣，矯健、狂放，帶有任俠之風，重義氣與然諾，帶著神州社的一票朋友，從山下趕來陽明山我租賃之屋，以雙手抱拳做招呼，果然一副掌門人架式，讓滿天的星斗都不得不隨之閃爍。

那時的溫瑞安寫很長的詩，懷想很舊的中國，想走很長的文學路，我們談詩論文，也談文壇瑣事和未來計畫，狂歌於山巔，縱目山下的燦熠燈海。

如今俱老矣，但願進入人生之秋的溫瑞安，能夠重拾詩筆，以詩為妻！二○一六年六月本文節錄自：《寫意年代—臺灣作家手稿故事2》一書，向陽著，九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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