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認識記者的本質和工作，就不會輕易地說：小時不讀書 ...

當《報導者》逐漸在媒體界佔有一席之地的同時，作為總編輯， ... 說著說著，李雪莉有些感嘆：「我常在想說，為何要挑那麼難又很爭議的，但這就是臺灣 ... 尚未登入 訂閱方案 看・這些人 帝王將相 革命家 王子 公主 皇后 歐洲名人 希特勒 拿破崙 伊莉莎白一世 臺灣 鄭成功 林獻堂 蔣經國 宋美齡 蔣介石 孫中山 中國 曹操 毛澤東 袁世凱 慈禧太后 唐太宗 行行出狀元 農民 文豪 攝影師 科學家 運動員 醫護人員 看全部分類 看・這些事 天災人禍 災難 戰爭 COVID-19 文青日常 藝術／設計 閱讀 音樂 影視／電影 生活大小事 移民／遷移 新聞／媒體 法律 飲食 科技 主義／思想 法西斯主義 轉型正義 資本主義 女性主義 政治／國際 共產黨 國民黨 伊斯蘭 納粹 神聖羅馬帝國 看全部分類 看・這世界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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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 2020-12-09 沒辦法回到現場？點閱率的漩渦下，在即時新聞中求生存的媒體記者 進到現場的記者──看見數據背後的生命故事 「若挑簡單容易的議題，whyus？」深度調查報導的時效性與犯錯 「你可能被朋友一罵，就掉眼淚了。

」不怕被批判的勇氣，記者與網路暗流 從默默無名到一群支持者的出現：嘗試多元媒材的《報導者》 從點閱率的漩渦解放出來：「做好的報導，我一點都不覺得多」 收藏 +新增分類 分享 Twitter Facebook Line 《報導者》辦公室內，距離約定時間還有7分鐘的早晨，玻璃大門被推開；一位有著棕色長直髮，帶著墨鏡、口罩及卷邊爵士帽的女士，一走進辦公室便被編輯攔截，詢問著有關報導專題的最終決定。

即便身穿一身休閒的裝扮，不過，一瞥那身影與氣場就知道，今天的受訪者李雪莉到了。

作為《報導者》的總編輯，李雪莉有著許多亮眼的成績。

從記者到總編的這些年，他得過臺灣卓新調查首獎、香港SOPA人權首獎及調查首獎等，收到許多肯定的加持之餘，他也持續在做新聞的道路上努力；五年的時間裡，與《報導者》的夥伴們在非營利模式下，挑戰許多難度相當高的社會、公共議題，長期下來累積了不少擲地有聲的深度調查報導。

當《報導者》逐漸在媒體界佔有一席之地的同時，作為總編輯，他最清楚在臺灣當記者的甘苦。

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 沒辦法回到現場？點閱率的漩渦下，在即時新聞中求生存的媒體記者「來辦公室的路上，我正好目睹了一場爭執。

」李雪莉分享，捷運上一個高大的外國人正在和一個滿身刺青的臺灣大叔吵架，「具體是因為什麼原因，我其實沒有注意到，好像是因為外國人沒有配戴口罩。

」在被爭吵的聲音吸引之前，那只是李雪莉的上班日常中，再平凡不過的一段通勤；但在被聲音吸引之後，李雪莉瞬間進入了記者的觀察狀態，從當事人的外觀樣貌，到每個細微的肢體動作，甚至是周圍其他乘客的反應與眼神，透過對話和空間的觀察，他無聲地梳理出爭吵事件的樣貌。

  透過觀察和對不同文化背景的認識，我拼出了一個故事的版本，不過他是不是真的，就連我人在現場也不敢肯定。

李雪莉說，即便是親眼目睹的事件，都不盡然能理解全貌，況且是其他更為複雜的社會新聞？ 過去二十多年來，網際網路的發展帶動媒體、廣告的商業模式結構改變，Google與Facebook吸收了全球近七成的廣告曝光管道，就連以影像為主的YouTube平臺也加入點閱率與廣告收益的商業循環中。

因此，部分傳媒的營運模式，在社會環境的變動之下，必須創造聳動標題來吸引大眾的點擊窺探，並以點閱數作為記者的績效指標。

在點閱掛帥的環境與體制下，每個記者的KPI（關鍵績效指標），不再是做了多麼複雜的調查報導，而是每天需要達到多高的點閱率。

舉個例子，一位進到主流媒體的記者，一天要發八則新聞，不同路線的記者，一個月可能會需要負擔五百萬甚至一千萬的點閱數字；這怎麼可能辦到？沒關係，每篇只要五百字，反正達到帳面目標，就可以活下來了。

「所以現在媒體是在求生存，而不是求好的新聞。

」李雪莉感嘆地說。

許多碎片化、煽情的新聞應運而生，相對客觀的事實全貌已然不是記者追求的目標。

況且，伴隨著網路演算法的不斷更新，一個身在主流媒體的記者，光是煩惱怎麼達到KPI，就已消耗許多時間精力。

相對的，若選擇以「現場」作為生產報導的方法，守在駐地的交通與時間成本高，長出來的新聞相對緩慢且量少，壓根趕不上其他主流媒體的發布效率，難以在時限之內達到所謂的KPI。

 因此，「回到現場」的新聞本質，隨著媒體結構的改變而漸漸流失。

在現在這個資訊共享的時代，手機就可以上網、拍照甚至是攝影，好像只要記錄下某個事件發生的瞬間，每個人都可以是公民記者，隨時分享、爆料這個社會上的大小故事，作為觀看者，透過一張照片、一段影片或文字，我們似乎也習慣了這樣的資訊餵養方式。

進到現場的記者──看見數據背後的生命故事「寫調查報導如果不進去現場，有沒有什麼差別？」李雪莉自問自答，幾乎是沒有停頓的，他堅定地說：「當然有很大的差別。

」或許有人會覺得量化的「數據」能客觀地作為「事實」，例如衛福部每年調查脆弱家庭的數字，可以作為評估臺灣社會家庭風險消長的依據。

不過，作為記者，李雪莉更重視的是，在這些沒有血肉的數字背後，每一個脆弱家庭中，到底發生什麼事？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在政府提出的「脆弱家庭辨識指標」之外的故事，我們一無所知。

「就拿『安毒幽靈』的專題來說，每一位成癮者，可能都是你我身邊的那個誰，他們有工作、有家庭，有的甚至事業有成，一點都不像是刻板印象中的吸毒者。

」李雪莉說，在做「安毒」專題的時候，他拜訪了一位長期偵辦毒品案件的檢察官，身為執法者，檢察官只會專注在犯罪的「構成要件」上，關心的總是最近一次的用藥時間、毒品的來源或是否有從事販售行為等等。

一旦要件成立，檢察官眼前的陌生人，便會背負上「吸毒者」的標籤，獲得應有的懲戒，然後成為報告上的數字。

「不過，他們總是重複吸毒。

」幾年下來，不斷看到熟識的面孔，讓這位檢察官開始拋開以往的要件問題，關心起這些人用藥的真正原因。

「超過120個個案裡，每個人都有著不一樣的故事，透過深度調查，我們可以發現在吸毒問題背後，更龐大的結構問題。

」   如果不去到現場，那一定會有更多死角，唯有到現場、參與觀察，將報導上的數字賦予生命與真實感，也才有可能更貼近更多的事實。

李雪莉強調，記者也是人，沒有上帝視角，即使回到現場依然要保留懷疑的空間。

對於記者來說，與駐紮地的人們建立信任關係非一朝一夕之事，訪問人面對記者所提供的說詞，更是需要被三番檢證。

正如《報導者》的記者，為了專題進到收容精神病患的「龍發堂」，跟著社工的腳步認識這裡，寫下「堂眾」的生活故事與醫療狀況；或是雪莉自己經手的少年矯正學校「明陽中學」報導，面對面和青少年談話，描繪出毒品販運鍊中，底層樣貌的一隅。

所有的報導都得來不易，靠的全是記者耐住寂寞、勤走現場的堅持。

「若挑簡單容易的議題，whyus？」深度調查報導的時效性與犯錯然而，要怎麼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製作出追求事實且具有深度的調查報導？ 「我們面對的確是時效的挑戰，但我相信好的作品是雋永的，有些文章你兩三年後可能都還是覺得有參考價值的，所以這也是我和《報導者》一直在努力平衡的事。

」李雪莉坦承地說。

 像是「南鐵東移」即將拆遷，從企劃到呈現，最多就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又如2018年突發的「普悠瑪事件」，為了跟上時事的熱度，記者必須在兩天內完稿。

不過，除了即時性的專題，《報導者》也不斷推出一些耗時較長的大型專題，「有可能是因為議題本身有難度，或是遇到突發狀況延長了製作的時間。

」例如「血淚漁場」、「安毒幽靈」，就花費將近半年時間製作，因為其中有很難突破的環節，尤其跨國議題光是語言、約訪的過程就已相當繁雜，現在又遇到Covid-19疫情無法出國，時程可能會拖更長。

說著說著，李雪莉有些感嘆：「我常在想說，為何要挑那麼難又很爭議的，但這就是臺灣社會現在最需要的對話不是嗎？若挑簡單容易的，whyus？我們就不需要存在啦。

所以同事們是很拚戰的，他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即使他犯了錯，我是絕對不會怪他，因為我知道那是一個sincere、honestmistake。

」記者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在截稿時間之前，透過訪問事件中的不同角色的說法與公文、報告、判決書等「harddata」的輔助，試著更接近事情的全貌與真相，「但是真相是什麼我們不一定會知道，我們也可能會犯錯。

」「你可能被朋友一罵，就掉眼淚了。

」不怕被批判的勇氣，記者與網路暗流「有的時候記者寫稿寫到熬夜、累到爆，突然靈感閃過某部分可能會出錯，要不要再核實、再找對方求證，會一直跟自己對話，結果很常是累到你沒有辦法。

」李雪莉道出身為記者在時效截稿與調查之間的兩難。

「不過，通常你要是放過了那個可疑的靈感，就會出事。

」還記得今年三月開始，國內疫情爆發，口罩被瘋搶一空，島內頓時蔓生極大的焦慮與恐慌。

和疫情有關的報導成為了社會上關心的重點，《報導者》當時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選擇企劃一個正面的專題，他們去了經濟部，問了還有哪些尚未被報導的國家口罩隊──即使是小工廠，也全力催生口罩的隊友。

這經濟部的名單上，就列著「加利科技工廠」的名字。

為了多方查核，記者也還問了紡織業拓展會的看法，並且四度訪談加利工廠老闆林明進、員工，以及監工的國軍外，希望作出能安定臺灣社會焦慮氛圍的報導。

 不料，到了八月，爆出加利工廠老闆混用中國口罩的負面新聞，《報導者》迎來的是排山倒海的討伐聲浪，有些網友更是帶著惡意伺機貼上各種標籤。

事後李雪莉檢討，在時間與氛圍的壓力下，忽略了要採訪加利工廠的競爭對手，如今，他們就必須面對社會上每雙眼睛的檢視與批判。

即便並不合理，不過，作為記者他們選擇檢討與承受。

「光是不怕被批判的勇氣，我就很給鼓勵了。

為什麼那麼多人不願意進到這個產業，有時不只是辛苦，還怕被社群獵巫，抗壓性要夠強的，你可能被朋友一罵，你就掉眼淚了，更何況是不認識的陌生人。

所以，我覺得現在願意做深度調查報導是非常、非常勇敢的，記者要面對的考驗和挑戰絕對超乎你的想像。

當你認識記者的本質和工作，以及記者的辛苦，你就不會輕易的說『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這句話。

」記者究竟是個什麼樣的職業？面對外界看不到的辛苦與壓力，李雪莉有感地說。

從默默無名到一群支持者的出現：嘗試多元媒材的《報導者》除了深度調查報導背後的艱辛之外，作為網路新媒體的總編輯，李雪莉也見識過各種的人情冷暖。

剛從進到《報導者》的時候，某天在臺北採訪，需要和機關申調官方的數據資料，然而，對方沒聽過《報導者》，就告訴李雪莉，他需要的資料要去臺中才能取得。

但他報上自己名字的時候，對方又跟他改口說：「哎呀，你怎麼不跟我報你的名字勒，資料可以直接拿到臺北給妳。

」 大媒體和新媒體之間，待遇的落差顯而易見，似乎也讓新媒體在跑新聞的時候得面臨資源稀缺的層層關卡。

草創期的《報導者》因位處邊緣，知名度尚未在閱眾之間打開，「現在誰會想在線上看兩千字以上的長文呢？」李雪莉說，大家對於走向書寫深度報導的路線，抱持觀望的態度。

前三年《報導者》和今周刊、商業周刊、蘋果日報等主流媒體合作，也和立法委員合辦公聽會、將拍的影片供予電視臺播放等。

希望藉由主流媒體，一起讓《報導者》關注的議題被更多人看到。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報導者，除了線上新聞之外，現在也能在Instagram、Telegram等各式社群媒體上看到報導者的紮營。

他們更於2019年底辦過「讀報吧！期間限定閱覽室」的展覽，將線上幾個專題紙本化，這彷彿說明，紙本新聞的存在依然有一定的時代定位與意義。

紙本新聞展出時，依然吸引年紀稍長、或者就是喜歡拿著紙本的溫度而慢慢咀嚼的人；不過，也在這次展覽意外發現15歲的忠實讀者，讓編輯部萌生日後若有足夠人力，嘗試做小學生、高中生報紙的可能性。

隨後《報導者》承著今年Podcast的浪頭，不僅於榜上獲得回響，也觸及Facebook以外、以聲音在認識報導者的另一群聽眾。

另外，報導者也嘗試做較短篇的報導「minireporter」，結果居然有一堆讀者哀嚎說要看長文。

這些聽眾與讀者的寶貴回饋，都讓報導者覺得至少現在的方向是沒有錯的，也看到一群喜歡看深度報導的支持者。

從點閱率的漩渦解放出來：「做好的報導，我一點都不覺得多」近年來，講究「生產好內容」的公共書寫平臺越來越多，問雪莉會不會擔心競爭者有一天超越《報導者》？他說不會，原因充滿了他對報導工作的期望：  「其實，只要是好媒體的良性競爭，我都非常歡迎。

希望可以有更多這樣的 平台出現，那麼努力的寫手在辛苦的工作中，就能有足夠的空間製作好新聞 、好內容，因為過去二十年來，這群人是被拒絕的。

我希望《報導者》能撐 開這空間，讓大家知道這條路有繼續走下去的可能性，我們讀者也值得更好 的媒體，人才也值得進到這裡來過一個好的生活。

」 有人會說《報導者》很厲害、不收任何廣告與政治的贊助，宛如新聞界的清流，但雪莉卻有些擔憂：「我絕對不會這樣講，我們真的很腳踏實地的在做每件事情，去挑戰不能沒有人去說的困難議題，但不代表我們完美，所以我們會願意分享我們失敗的經驗。

」 作為記者、作為《報導者》的總編輯，李雪莉一路走來，依然如履薄冰。

他很感謝也期望有更多理性冷靜的讀者，能在這個數位的時代裡，重新認識記者，也透過記者的報導，共同關心臺灣社會中複雜的公共議題。

身在當今數位時代的狂潮中，世界在變、媒體在變，但不變的是，李雪莉在笑容底下的堅定──  我也要為現在的記者平反一下，在這個資訊獲取相對容易的時代，即便是寫短篇娛樂新聞，依然要追求事實本身。

若你東西沒有證據，不認真的記者反而更容易成為網上眾矢之的。

儘管大環境對於記者不夠友善，在面對記者後輩的時候，李雪莉仍然會提醒他們，「記者的本質，是在盡可能的接近真實。

」這也許是很傳統、老派的說法，但在李雪莉21年的記者生涯裡，都是這樣相信的。

正如同從過去到現在，所有「做新聞」的人，為之追逐與奮鬥的目標，在如今網路當道的時代裡，這個願望依舊發光。

受訪時的李雪莉，正熱情的分享他對於報導與記者的看法  延伸閱讀：「今日專心寫稿，幸沒有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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