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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2年10月古巴飛彈危機期間,美國海軍亞倫.桑納級(Allen M. Sumner class)驅逐艦羅瑞號(USS Lowry DD-770). 正近距離壓迫上浮的蘇聯Project 641狐步舞 ...   二次大戰結束後的美國海軍發展方向   (上與下)三個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與F/A-18E機隊和美國空軍B-2隱形轟炸機的合影。

世界唯一超級強權美國擁有壓倒性的海空力量。

一支結合航母戰鬥群、兩棲攻擊艦、船塢登陸艦的美國海軍編隊。

(上與下二張)美國東岸最大的諾福克海軍基地(Naval StationNorfolk,NSNorfolk),有九艘「平頂船」 (五艘航空母艦、四艘兩棲攻擊艦)設籍於此。

美國海軍的實力遠超出世界其他各國海軍的總和。

在1962年10月古巴飛彈危機期間,美國海軍亞倫.桑納級(AllenM.Sumnerclass)驅逐艦羅瑞號(USSLowryDD-770) 正近距離壓迫上浮的蘇聯Project 641狐步舞級(Foxtrot)柴電攻擊潛艦B-59。

背景可以看到美國海軍的反潛機以及航空母艦。

  1991年波斯灣戰爭期間,美國海軍投入的四艘航空母艦組成的「祖魯戰鬥群」(BattleForceZulu)的畫面。

左上為中途島號,右上為尼米茲級的西奧多.羅斯福號(USS TheodoreRoosevelt,CVN-71), 左下為佛瑞斯塔級的遊騎兵號(USSRanger CV-61),右下為小鷹級的美利堅號(USSAmericaCV-66)。

此外,周邊還有三艘提康德羅加級神盾巡洋艦。

美國海軍F-14A艦載戰鬥機攔截蘇聯Tu-95偵察機。

攝於1981年。

美國空軍F-15戰鬥機組飛越蘇聯海軍水面艦編隊。

攝於1983年。

  在2015年下旬,由於中國在南中國海與周邊國家對於島嶼主權議題的糾紛越演越烈,而中國姿態強硬且進行了 幾項大規模填島造陸工程,美國海軍遂開始針對南中國海進行航行自由計畫(Freedom ofNavigationProgram), 藉由軍艦通過中國宣稱有主權的島礁附近水域來挑戰中國的主權宣告;而中國海軍也往往在美國海軍接近南海島嶼 時派軍艦近距離跟蹤。

在2016年3月4日,美國海軍約翰.史坦尼茲(USSJohnC.Stennis CVN-74)航空母艦 的打擊群通過南中國海時,中國海軍派出數艘驅逐艦與偵察船接近。

此照片為美國海軍史托克代爾號 (USSStockdale DDG-106)飛彈驅逐艦與中國海軍851號電子偵察船(後)對峙。

在2016年3月下旬,美國海軍錢斯洛維爾號(USSChancellorsville CG-62)在南中國海執行航行自由計畫時,遭到中國 海軍船艦近距離跟蹤。

畫面遠方應為一艘052C導彈驅逐艦。

  ──bycaptain Picard     前言 美國東臨大西洋,西有太平洋,一方面與歐亞大陸隔著堅固的屏障,另一方面則提供了向外發展的最佳管道。

由於位置優越、港灣優良, 加上本身國力就強,美國可以輕易藉著兩大洋朝外發展,成為世界強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結束了以往孤立自守的政策,並且憑藉雄厚的工業能力,建造了全球最強大的海軍 ,同時打敗了納粹德國與日本,取代英國成為海上超級強霸。

所以,美國海軍除了本身的國土與航線護衛之外,更是投射美國權力、影響力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本文就二次大戰結束後至今,美國海軍發展的路線做一簡介。

  蘇聯的威脅 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最大影響之一,便是蘇聯的全面擴張 ,東歐、中歐被納入其勢力版圖;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想盡辦法加以圍堵,開啟了兩大陣營的冷戰。

有兩個因素影響了美國海軍的走向:第一是蘇聯也成功地 製出核子武器,對西方國家用以投射權力的海上武力造成威脅,因此美國海軍開始建造較大型的航空母艦如佛列斯塔級,可操作核武轟炸機,以在蘇聯境內執行長程 核子攻擊,並由戰鬥機加以保護。

另外,北約估計蘇聯 在二次大戰後已經獲得納粹德國Type XXI潛艦等先進技術,在1946到1950年就能建造300艘水平相當於XXI的先進潛艦,以之扼殺西方國家在大西洋上的交通線(實際上蘇聯建造潛艦的 速率被過份高估) 。

技術上,Type XXI潛艦擁有更流線的線型、更大的電池容積,水下續航力與航速都比典型二戰型潛艦大幅提高,並能以通氣管使潛艦在水下進行換氣作業,大大降低了當時反潛 巡邏機、驅逐艦的雷達的探測效率,而更高的航速甚至可能擺脫當時二戰型驅逐艦使用的機械探照燈式聲納的追蹤,也使深水炸彈、刺蝟砲等當時主流的無導引反潛 火箭更容易脫靶。

此外,納粹德國在二次大戰 結束前已經發展出猝發無線電通信技術,讓二戰時盟軍最初步用來判斷德國潛艇動向的高 頻無線電定向(TheHighFrequencyDirectionFinder,HF/DF)效果大幅下降。

因此,Type XXI的許多新技術特徵都足以讓二次大戰中盟軍仰賴的主要反潛作戰技術和手段效能大減。

此外,繼美國發展核子潛艦之後,蘇聯也迅速跟進,並仿效美國將核子 潛艦與搭載核武的彈道飛彈結合成終極的戰略威懾武器。

基本上,美蘇冷戰期間的西方海上戰略,圍繞於如何獵殺、圍堵蘇聯的潛艦。

在1950年代,美國仍有大批二次大戰建造的反潛護航母,並陸續將十幾艘二次大戰時期的愛賽克斯級艦隊航空母艦改造成反潛支援航母(CVS,改搭載S-2 反潛機與HSS-1反潛直昇機),以CVS為核心,搭配反潛護 航母艇組成潛艦獵殺作戰群以及護航母隊,而此時的護航戰略仍與二次大戰中同盟國對抗德國潛艦的「大西洋之戰」時相同。

了1960年代,二次大戰時期建造的 驅逐艦都進行艦隊更新及現代化改良工程(FleetRehabilitationand Modernisation,FRAM)工程,更新聲納以及加裝現代化反潛設備。

  面對核能潛艦時代:諾布斯卡會議 1955年代美國海軍獲得第一艘核能潛艦鸚鵡螺號(USS NautilusSSN-571) 服役之後,美國與北約海軍反潛兵力在一連串與鸚鵡螺號等美國核能潛艦對抗演習中發現,二次大戰時代以來所有的反潛探測技術與武器系統,對於能在水下持續高速運動的核能攻擊潛艦,可說幾乎失去了效果(詳見鸚鵡螺號核能攻擊潛艦一文)。

鸚鵡螺號只是使用傳統船型的第一代核能潛艦,水下持續航速約23節;而美國海軍結合全新淚滴型艦體與核子推進系統的飛魚級(Skipjack class)在1956年已經開工建造,其水下航速超過30節,而且操控更為靈敏(不到30秒就能下潛500英尺),使得對抗核能潛艦的難度進一步提高。

由於蘇聯也勢將在數年內推出自己的核能潛艦,意味著西方國家的反潛能力即將面臨核能潛艦時代的空前考驗。

因此,美國海軍十分重視於核能潛艦出現以後反潛/潛艦作戰的趨勢。

在1955年8月上任美國海軍作戰部長(CNO)的亞里.柏克上將(Adm.ArleighA. Burke)遂要求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的水下作戰委員會(CommitteeonUndersea Warfare,CUW,成立於1950年,由美國學術界資深專家組成)針對核能潛艦等議題,組織一次夏季反潛作戰研討會;隨後在1956年3月,CUW將這次研討會的範圍擴展到未來十年內海軍反潛/潛艦作戰(1960至1970年左右)的趨勢,涵蓋核能潛艦、海軍用核子武器等。

這次研討會受到空前的重視,CUW委員會要求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Commission,AEC)直接支援並獲得同意,AEC特別為此設立與會的武器實驗室代表(RepresentativeofWeapons Laboratories),此外AEC也為負責設計建造核能潛艦的通用電器船舶(GDElectric Boat)公司以及負責研製核能反應器的通用電機(GE)、西屋(Westinghouse)設立代表。

此外,美國海軍船艦局(BuShip)、大西洋艦隊驅逐艦司令部(DesLant)與大西洋潛艦司令部(SubLant)都派遣官員參與研討會。

CUW也指定由高階潛艦軍官勞森.拉馬奇少將(rear Adm.LawsonRamage)負責整個研究,希望美國海軍內部能認真對待這次夏季研討會所提出的觀點。

最後,這場研討會於1956年7月18日到9月15日在麻州伍茲霍爾(Woods Hole)附近、位於諾布斯卡(Nobska)的一個莊園舉行,有73名成員參加,與會成員包括「氫彈之父」泰勒博士、曾因發現核磁共振(MRI)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埃西多.拉比博士(Isidove Rabi)、制訂美國冷戰政策的國務院官員保羅.尼采(Paul Nitze,1960年出任美國海軍部長與國防部副部長)等重量級人士。

此次研討會的結果稱為「諾布斯卡報告」,在1956年12月1日公布;而其中部分與會成員在1957年8月於紐波特(Newport)再次集會,討論前一年諾布斯卡研討會中沒有完成的補充事項。

「諾布斯卡報告」假定蘇聯還需要5年時間才能投入新的海軍武器;雖然蘇聯海軍長年屬於防禦性質,而且由於出海口位置欠佳而嚴重限制海軍軍力,但到了1960年代肯定會有大幅度的進步。

「諾布斯卡報告」認為,蘇聯未來可能會以聲噪較大的核能潛艦,搭配噪音較低、採用絕氣推進密閉循環發動機的傳統動力潛艦(例如從納粹德國俘虜、採用華爾特循環(Walter cycle)渦輪發動機的TypeXVIIB潛艇的技術)構成遠洋潛艦部隊,並使用搭載核子戰鬥部的近程/遠程反艦飛彈以及陸攻巡航飛彈。

實際上,「諾布斯卡報告」低估了蘇聯發展核能潛艦與配套核子武器的發展速率,蘇聯早在1955年9月就以柴電潛艦試射第一枚潛射彈道飛彈,第一艘核子動力潛艦(627型)在1953年春展開設計,首艦K-3號於1958年夏天交付蘇聯海軍,隨後也大力發展各種空射/艦射/潛射反艦飛彈。

諾布斯卡報告認為,即便是美國當前大力發展的固定式聲音監視系 統(SoundSurveillanceSystem,SOSUS,見下文),也無法對付新的安靜型柴電潛艦(英國在1956年起下水的小鯨級(Propoise class)柴電潛艦引進主機減震基座、新型螺旋槳等技術,大幅降低敵方被動聲納可以探測的距離);此外,SOSUS也無法對抗特別的欺騙活動、人為干擾(例如刻意製造的一連串水下爆炸)或集中兵力強行穿透等戰術。

而長程低頻主動聲納(LORAD)雖然可以有效探測靜音型潛艦,但涵蓋範圍不如被動監聽的SOSUS。

美國海軍也擔心SOSUS的實際部署位置遭到蘇聯得知,在戰時能針對性地進行干擾,甚至將之摧毀。

諾布斯卡報告建議,美國海軍必須發展超遠距離的水下探測與識別技術,並建造數量足夠的新型核能潛艦,擁有足夠的潛深以及精良探測裝備,能力用深海聲學通道遠距離探測敵方潛艦。

這些建議後來都獲得美國海軍的重視與落實,美國海軍遂發展低頻分析和測距(LOFAR)技術,使低頻被動聲納系統具備分析目標聲紋並識別的能力;而新型潛艦則首先在1958年開工建造結合靜音能力、淚滴船型、包含球型陣列在內的整合聲納系統的白鲑魚號(USSTulibee SSN-597)實驗型核能攻擊潛艦,以及同樣具有上述能力且具有高速、大潛深的長尾鯊級(Thresherclass)核能攻擊潛艦。

除了發展水下探測技術以及新型核能潛艦之外,諾布斯卡研討會另一個重點是如何有效攻擊高速的核能攻擊潛艦。

理論上,魚雷的航速必須至少比目標高50%,才有可能有效攻擊目標,確保即便在追尾時也能命中全速航行的目標; 當時美國已經開始建造水下航速超過30節的飛魚級核子攻擊潛艦,若要攻擊航速30節的核能潛艦,魚雷的航速至少必須能達到45節。

魚雷高速航行不僅需要更強的推進系統,魚雷的聲納尋標系統也面臨考驗,必須克服高速航行時強大的外部流體噪音、發動機噪音干擾之下仍能有效搜索目標 。

雖然二戰時代出現的MK-14、MK-16等直航反艦魚雷的最大航速達到45節,然而在1950年代的魚雷尋標器技術水平,無法在這樣的航速之下有效聽音。

1950年代美國海軍推出的潛射或空投導向魚雷,航速多在27節以下。

另外,即便能在遠距離探測到敵方潛艦,如果反潛武器不能即時抵達,同樣無法有效攻擊敵方潛艦。

在1950年代初期,美國海軍已經開發出探測距離到第一聲學匯聚區的BQR-4潛艦用低頻聲納;在大西洋上,每個聲學匯聚區直徑約30到33海里,匯聚區寬度約5到6英里(所以每個聲學匯聚區是一個環形區域),與目標的距離必須正好落在匯聚區內的範圍才聽得到,而且只能確定目標大約在匯聚區5到6英里寬度的範圍內,定位精確度不高。

即使是當時美國海軍構想的最高速反潛武器──潛射反潛火箭(發射後在大氣中飛行、彈道末端在海中投擲深水炸彈),如要飛抵30海里以上的匯聚區,也需要花費1至2分鐘;一艘航速30節的核能潛艦, 每分鐘就能在水下移動約半海里,意味著反潛火箭飛抵最初聲納接觸位置的時候,航速30節的目標可能已經在水下朝任何方向移動至少1海里。

明顯地,只有核子武器才有夠大的殺傷半徑來克服這樣的距離差。

當時美國海軍現有的MK-90 Betty核子深水炸彈戰鬥部當量相當於32KT,測試時有效殺傷半徑超過2.5海里,即使無法精確捕捉核能潛艦,也能憑藉核子彈的殺傷半徑來傷害目標。

因此,諾布斯卡報告建議,短期內先發展若干採用核子戰鬥部的反潛武器,使美國海軍盡快得到能有效對付核子潛艦的武器。

在諾布斯卡研討會中,曾討論了美國海軍武器局(BuOrd)提議的兩種核子反潛武器,第一是採用核子戰鬥部的反潛魚雷,之後美國海軍發展出MK-45 ASTOR星式潛射核子魚雷;第二則是當時代號「刺針」(Stinger)的潛射反潛火箭(以火箭在大氣中飛行,飛抵目標區後投擲核子深水炸彈),之後發展出UUM-44潛射反潛火箭 (SUBmarineROCket,SUBROC)。

其中,SUBROC從魚雷管發射後浮出水面點火升空,依靠慣性導航飛行到預設的目標區並釋放戰鬥部──核子深水炸彈,此種武器用來對付距離較遠(可能是第一匯聚區)的目標,被美國海軍視為能從魚雷管發射的「迷你北極星彈道飛彈」。

而ASTOR核子魚雷則用來對付距離較近(約15000碼以內)的目標。

然而,發展反潛核武只是短期過度措施,諾布斯卡報告主張,產量寶貴的核子材料主要仍應用於戰略打擊(諾布斯卡研討會中,泰勒博士也建議研製潛艦發射的戰略型核武,日後因而發展出北極星潛射彈道飛彈)。

因此,諾布斯卡報告建議,長期而言,仍然要發展一種能夠有效攻擊核能潛艦的導向魚雷;諾布斯卡研討會的流體動力學專家表示,藉由改進魚雷推進系統以及流體動力構型等措施,航速45節以上的高速導向魚雷是可行的。

基於這項建議,美國海軍在1956年啟動「魚雷構型研究」(REsearch TORpedoConfiguration,RETORC)計畫,發展航速45節以上的導引魚雷;RETROC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RETROC I是324mm輕型空投魚雷,成果是1963年開始服役的MK-46系列魚雷;而RETROC II則是潛艦用的533mm重型導向魚雷,產物是1972年開始服役的MK-48系列魚雷。

  1970年代的發展 航母戰鬥群是現代美國海軍強大力量的象徵。

  在1960年代,雖然美國海軍仍有許多反潛航空母艦以及經過 FRAM現代化改良的二戰型驅逐艦, 然而這些艦艇會在1970年代大量除役,屆時美國海軍沒有足夠兵力「大西洋之戰」的傳統的反潛護航戰略。

1970年代初期新上任的美國海軍軍令部長松華特 (Zumwalt)上將擬定了未來美國海軍建軍計畫──Project60,打算以數量較少的昂貴高性能主力艦艇作為艦隊骨幹,搭配可以大量建造的廉價低 檔軍艦進行制海任務。

高性能艦艇的部分包含尼米茲級核子動力 航母、史普魯恩斯級驅逐艦、維吉尼亞級核子動力飛彈巡防艦、洛杉磯級核子動力攻擊潛艦以及塔拉瓦級兩棲突擊艦,而前四者都是航母戰鬥群的成員。

至於低功能 艦艇則為四個新出現的艦種,包括巡邏巡防艦(Patrol Frigate,PF,即為後來的派里級)、水翼飛彈巡邏艦(PHM,即為後來的飛馬級)以及制海艦(SeaControl Ship)。

制海艦為一種陽春版的小型航空母艦,類似於二次大戰時代的護航航空母艦(CVE),可操作14架SH-3海王反潛直昇機以及8架AV-8B獵 鷹式垂直起降攻擊機,以反潛為主要任務,造價為尼米茲級的八分之一。

平時這種可容許被消耗掉的制海艦部署於前線威脅地帶 (即「熱區」),例如東地中海,而大型航空母艦則退至低威脅地區 ;一旦戰爭爆發,兩者便交換位置。

在作戰期間,制海艦主要為沒有航母伴隨的水面艦隊、兩棲艦隊與補給船隊提供護航,與二戰時代的CVE的任務類似。

但是美國海軍十分擔心制海艦將會排擠航空母艦以及航母飛行中隊 的經費,許多人更認為寧可減少守勢艦隻運用美國無可匹敵的優勢工業實力與科技,對蘇聯採取強勢與積極的攻勢姿態 。

在海曼.李高佛(HymanG Rickover)為首的核潛派運作下,松華特的計畫在其退職後迅速被推翻。

原先Project60中的高檔艦艇的部分完全付諸實行,而低檔艦艇除了制海 艦被取消以外,也全部獲得實現。

雖然Project60中的造艦計畫多半如期進行,但是該計畫的核心精神──高低搭檔卻受到很大的改變。

1960、70年代成熟的 一些新科技使許多人認為需要大批護航母隻進行反潛護航作戰的戰略已經落伍。

例如1950年代起,美國海軍在北大西洋以及太平洋海床鋪設的固定式聲音監視系 統(SoundSurveillanceSystem,SOSUS), 利用低頻分析和測距(LOFAR)、聲源輻射束縛和測距(SOFAR)以及匯聚區(CZ)特性,能在很遠的距離就辨識出蘇聯潛艦的聲噪訊號;受限於先天地 緣關係,蘇聯潛艦如想進入大西洋與太平洋,都必須從黑海、地中海、巴倫支海(Barents sea)、俄霍次克海(Okhotsk)等水域一些相對狹小的孔道,狹窄水域將蘇聯潛艦的噪音聚焦與放大並輻射進入大洋,使得美國只要在大洋上部署對準這 些內海出口的SOSUS,就能透過SOFAR在遠距離獲得蘇聯潛艦的噪訊(包括低頻(LF)輻射如電機的60Hz和螺旋槳的10Hz,或者更低頻率的輻 射,可在SOFAR通道中傳播1000海里以上)。

在1954年以前,美國實驗性地在靠近佛羅里達的巴哈馬(Bahamas)以及若干美國東岸海域設置 SOSUS進行測試;在1954年以後,美國開始在太平洋海岸與夏威夷附近的海床設置SOSUS;而從1958年開始,美國在靠北大西洋的紐芬蘭 (Newfoundland)部署了SOSUS系統;而SOSUS第一次探測到蘇聯潛艦則是在1962年7月,偵測到 Hotel/Echo/November等蘇聯第一代核能潛艦。

SOSUS的實用化使得美國能以比過去高得多的效率,在大西洋上對潛艦進行大範圍的反潛監 控(對於早期沒有任何靜音特徵的美國核能潛艦,SOSUS基本可以做到全程接觸),而不需要大量護航母艇來站崗,顯著降低美國海軍資源分配的壓力。

依照公開的資料,SOSUS是一個和深海通道(深度1000英尺以上,約305m)垂直的聽音陣列;一組典型的陣列長1000英尺,由最多40個均勻 布置的水聽器組成一個巨大的低頻(LF)孔徑陣列,各水聽器被盡可能布置成與深海通道垂直的位置。

SOSUS利用低頻(LF)和SOFAR來獲得最大偵 測距離。

在1970年代的使用經驗顯示,SOSUS其實不需要40個水聽器對準同一個方向,因此隨後又部署了2X20、3X16的SOSUS陣列,以同一個基陣對準多個方向,並透過低頻指向性分析側距(DIFAR)和定位技術。

在SOSUS實用化之餘,大型的P-3A反潛機在1962年開 始服役,續航力比前一代的P-2V增加40%;透過在北美、GIUK防線等地的部署,使美國海軍的陸基反潛監視網能涵蓋整個北大西洋前沿地區,而且反潛機 飛行的速率遠比水面艦艇快,在SOSUS或其他探測來源(如HF/DF無線電定向)獲得初次接觸後,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抵達接觸潛艦的海域並以聲納浮標等手 段來獲得確實接觸,這自然比建造大量水面護航母更有效率得多。

此外,同樣在1960年代初期,美國海軍此時持續獲得更多快速核能攻擊潛艦,包括1957至1959年建造的四艘魟魚級(Skate class)、1959年起陸續投入服役的六艘飛魚級(Skipjack class)等,由於能持續在水下高速航行,可以快速部署到前沿關鍵位置(蘇聯潛艦離開巴倫支海與進入大西洋,都需要通過特定的狹窄水域)形成反潛阻柵 (Barrier),截擊打算進入大西洋或者從大西洋返回基地的蘇聯潛艦。

因此,由SOSUS固定監聽設施、能快速反應的P-3A長程巡邏機以及從水下快速攔截蘇聯潛艦的核能潛艦,使得1960年代起西方的大西洋反潛戰略逐漸轉向攻勢, 在沒有大量護航母艇的情況下,就能主動搜索、獵殺進入大西洋的蘇聯潛艦,而不是為每一個艦隊、船團提供直接護航,等著敵方潛艦來攻擊船團。

在1962年10月底古巴飛彈危機期間,美國海軍驅逐艦與反潛機隊正密切監視與 壓迫蘇聯派到古巴水域的狐步舞級潛艦 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期間,蘇聯在1962年10月1日派遣四艘狐步級(Foxtrot)柴電潛艦 (B-59、B-36、B-4、B-130,旗艦為B-59)從可拉半島(KolaPeninsula)啟航, 南下通過大西洋前往古巴增援;在9月底開始,美國海軍就不斷監聽蘇聯潛艦與基地之間的無線電通信, 原本以為這些蘇聯潛艦是在前往巴倫支海(BarentsSea)進行演習活動,但隨即就發現他們實際上南下朝古巴前進。

在10月份,美國海軍在紐芬蘭(Newfoundland)一帶海域部署10艘獵殺型潛艦(SSK) ,與美國海軍在大西洋上大部分的反潛資產(包括反潛航母編隊、陸基/艦載反潛巡邏機等)一同運作 來搜索蘇聯增援古巴的潛艦;然而此次反潛作戰的成效不如預期, 蘇聯這四艘相當嘈雜的狐步級潛艦出發後,通過格陵蘭-冰島-英國(GIUK)防線 以後才在亞速群島附近由SOSUS聲納系統獲得短暫的首次接觸,而SSK則來不及就位 阻攔(間接印證慢速的柴電SSK沒辦法即時部署到定位的問題)。

在10月22日,美國海軍動員約兩百艘船艦封鎖古巴周邊海域,並於10月24日在古巴外圍海域建立封鎖線 ,阻絕一切前往古巴且載運武器、軍事人員的蘇聯船隻與潛艦;然而到了此時,美國還沒有對四艘南下的狐步級潛艦 建立穩定追蹤,只透過SOSUS聲納等接觸得知有蘇聯潛艦靠近了古巴封鎖線。

美國海軍陸基P-2V與P-5M反潛機以及由藍道夫號(USSRandolph CV-15)反潛航母(CVS,搭載S-2F追蹤者反潛機、HSS-1Seabat反潛直昇機)率領的反潛編隊-─包含11艘經過FRAM升級,裝備SQS-23 聲納、ASROC的二戰型基靈級(Gearingclass)和佛瑞斯塔.薛曼級(ForrestSherman class)驅逐艦持續搜索蘇聯潛艦,藍道夫號的反潛編隊在10月27日捕捉到這四艘狐步級潛艦(此時他們已經進入美國海軍建立的古巴封鎖線以內) 並進行持續壓迫,依照潛艦上浮與識別程序(SubmarineSurfacingandIdentificationProcedures),這四艘潛艦耗盡電力之後從10月28日起陸續上浮;其中,美軍無法確認B-59精確位置而在附近水域投擲訓練用的手榴彈(裝藥量遠低於一般深水炸彈)施壓,但當時美國不知道這四艘狐步舞級潛艦都各攜帶一枚T5戰術核子魚雷,投擲武器讓B-59的人員差點以為美蘇已經開戰,險些組裝核子魚雷朝美國海軍艦隊發射,最後B-59也因電力耗盡而上浮。

最後這四艘狐步舞級潛艦都撤退返回蘇聯。

古巴飛彈危機以後,美國與北約開始全力在大西洋上的反潛要點──如自格陵蘭、 冰島到英國的GIUK防線以及俄霍次克海等地部署SOSUS。

在古巴飛彈危機期間,美國海軍雖然最後捕捉到蘇聯潛艦並迫使其上浮, 但美軍大洋反潛體系的早期探測預警能力仍不夠理想, 沒能在四艘蘇聯潛艦通過GIUK防線之後迅速建立起持續接觸,SSK無法及時就位形成組柵, 靠陸基反潛機與水面反潛航母編隊等大量海空兵力花費很多時間在大西洋 尋找,到10月底才在靠近古巴的水域確實捕捉到這些蘇聯潛艦 ;這刺激了美國大力擴展SOSUS系統的部署。

在1970年代初期 ,可分析更多資料的新型微處理器出現,使SOSUS可以更精確地追蹤並標定在附近出沒的蘇聯潛艦;當而,由於大洋中的聲學信號極其複雜,SOSUS很大一 部份的能量其實是在過濾海洋生物與在公海上航行的民間船舶;通常是第一線的HF/DF、信號情報(Signals intelligence,SIGINT)/電子信號情報(Electronicsignalsintelligence,ELINT)等無線電信號基站之類的通信/電子情報來源,獲得蘇聯可能部署潛艦的初始跡象,SOSUS才會據此展開目標信號分析。

除了SOSUS等長距離戰略反潛系統外,擁有 聲納浮標等先進反潛設備的長程固定翼反潛巡邏機陸續加入美軍陣容服役,由北美或冰島起飛去標定海中的蘇聯潛艦,一旦戰爭爆發便將之摧毀。

這些飛機包括美國 陸基的P-3、航空母艦的S-3、英國的寧祿式(Nimrod)、荷蘭與挪威的獵戶星式以及德國的大西洋式(Atlantic)等 。

由於P-3、S-3等作業範圍大、能精確標定潛艦位置的長程反潛機出現,當SOSUS等先期預警系統發現蘇聯潛艦蹤跡之後,就能以最快速度前去接觸的海域 精確標定蘇聯潛艦位置,美國海軍也順勢廢除了利用二戰時代老舊艾賽克斯級(Essex class)航空母艦改裝的反潛航母(CVS)艦隊;這是因為經濟上越來越不可能維持專門的CVS編隊,一旦反潛巡邏機等新裝備足以取代其功能,CVS就 自然地走入歷史 。

新出現的S-3航母搭載型反潛巡邏機本身擁有能處理能聲納浮標信號的電腦,包含低頻分析和測距(LOFAR)的能力,能飛出航空母艦的地平線進行作業, 而不像上一代S-2需保持在與航空母艦資料鏈傳輸距離內,將聲納浮標資料傳回航空母艦上處理。

其他新技術還有艦艇用與潛艦用的被動式拖曳陣列聲納,利用聲 納匯聚區的特性來遠距離偵測目標。

至於更大型的拖曳聲納則被部署在特別建造的拖船上,即為海洋監視船(T-AGOS)。

SOSUS與T-AGOS等偏向戰略性質的大型聲納設備操作頻率低,可利用海底匯聚區以及蘇聯潛艦從巴倫支海、地中海等狹窄通道進入大西洋時的深海聲學通 道等特性,獲得1000海里的偵測距離,使北約國家得以在開戰之初搜索並標定大多數進入北大西洋的蘇聯潛艦 ;為了避免蘇聯過早掌握SOSUS的能耐甚至具體部署位置,這套系統主要掌握在美國情報體系手中,承平時期美國海軍對SOSUS情資的存取受到許多限制。

但是在戰時,這些脆弱的高價值設備可能很快就會被蘇軍破壞,因此商船隊又得靠著護 航母隊才能在蘇聯潛艦的封鎖下存活。

然而一旦遇上這種狀況,北約將再度面臨反潛護航母數量不足的問題。

二次大戰結束後,西方國家商船隊規模已經縮小,使它 們無法承受如大西洋之戰般的長期巨大損失。

而且一旦戰爭時間拖長,則工業能量又將扮演決定勝負的主要因素,所以此時如何防衛船團的安全便成為重要課題。

為了因應護航母隻不足的困境,北約國家的對策是在蘇聯潛艦要抵達北約商船航線前一些必經的出入口處,設立反潛作戰攔截網。

在北大西洋的第一道反潛作戰攔截 網是用來攔截來自巴倫支海(Barents Sea)的蘇聯海軍基地的潛艦,方向則由挪威北角的西部向北設立,由於靠近蘇聯海軍基地,此一攔截網被限制只能由反潛巡邏機以及攻擊潛艦組成。

而最主要的 反潛攔截網GIUK防線,則增加反潛佈雷區、可操作反潛直昇機的水面艦艇等,以阻止蘇聯潛艦進入遼闊的大西洋。

萬一蘇聯攻擊潛艦突破了GIUK防線 ,雖然憑藉SOSUS以及反潛機的偵測體系仍能大致掌握進入大西洋的蘇聯潛艦的位置,但屆時西方國家將沒有足夠的兵力去精確標定並攻擊每一艘蘇聯潛艦。

當 時北約的護航母數量僅足夠替主要的軍方船團護航,其他的船團就只能自生自滅。

到時,為了提升北約海上兵力在大西洋的攻擊力與護衛能力,美國就被迫將大量部 署在太平洋的艦隻經由巴拿馬運河調往大西洋,如此將導致美國無力面對蘇聯海軍在西太平洋上的攻勢。

在1969年,蘇聯海軍獲得了Project670查里I級(Charlie I)核能攻擊潛艦,具備射程30海里(56km)的SS-N-7反艦飛彈,蘇聯總共建造12艘;1973年服役的Project670M里II級(Charlie II)具備射程60海里(111km)SS-N-8反艦飛彈,總共有六艘建造服役。

在1972年5月,一艘查里I級潛艦K313號在地中海實施飛彈試射演習,美國海軍仔細觀察這次演習後,認為查里I級能夠在水下隱蔽並突然在水下發射反艦飛彈,這在如地中海之類的狹窄的水域具有極高的威脅性,因此美國海軍當時立刻調整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艦隊的航母戰鬥群部署與運用。

印度洋上與查里級的接觸讓美國海軍擔憂,如果查里級能保持這樣安靜的 運作(事實上查里級仍不夠安靜,比勝利級吵雜),能在不需要中繼導引的距離(不需要事先上浮接收目標指引)而突然航空母艦前方發射反艦飛彈,負責攻擊蘇聯 本土關鍵目標的航母戰鬥群將陷入不利處境;當時美國海軍還猜測查里級的MGK-300聲納系統能在至少2個匯聚區的距離上探測、識別航母戰鬥群,而不用依 靠外來的目標指引 (不過實際上這並不正確)。

由於查里級的反艦飛彈射程遠超過當時美國海軍護航驅逐艦的SQS-26聲納、LAMPS-1反潛直昇機與ASROC反潛火箭的 打擊範圍,因此美國海軍 的對應,就是大力發展能廣泛部署於護航母艇的拖曳陣列聲納,盡量增加反潛艦艇的有效聲學探測範圍。

為反潛護航母開發的SQR-18拖曳陣列聲納於1978 年開始測試,探側距離達到第一匯聚區 ,隨後廣泛裝備於諾克斯級巡防艦和部分派里級飛彈巡防艦上,在1980年代又進一步部署探側距離達三個匯聚區的SQR-19拖曳陣列聲納(主要在史普魯恩 斯級驅逐艦上);靠著航空母艦的S-3反潛機、核能攻擊潛艦屏衛以及中層的驅逐艦/巡防艦的拖曳陣列聲納,美國海軍能在查里級的反艦飛彈射程以外建立至少 三層反潛屏衛,縱深遠達200海里。

此外,實際上蘇聯的海事衛星探測系統在1980年代以後才顯示出足夠的能力,在此之前查里級等蘇聯反艦巡航飛彈潛艦仍 需要傳統的空中遠程探測平台(如Tu-95轟炸機)來提供航母戰鬥群的座標,使得整個系統的隱蔽性不如美國海軍的想像。

    1980年代的前進戰略 (上與下)美國空軍F-15與F-4戰鬥機組飛越蘇聯海軍基輔級(Kievclass)大型反潛航空巡洋艦 明斯克號(Minsk011)附近。

攝於1983年。

1981年雷根總統上台以後,一改過去西方對抗蘇聯的被動性圍堵(Containment)戰略,這種戰略讓西方在冷戰中沒有取勝的可能。

當時蘇聯在華約境內估計有180個陸軍正規師,背後還可以動員上百個後備師,而北約在歐陸戰線上只拼湊出40個師左右;只要克里姆林宮下令發動攻勢,紅軍裝甲部隊就會輕易橫掃西歐;而北約只能期待美國從甘迺迪總統起的「彈性反應」戰略,有限度地使用核武攻擊蘇聯。

然而,蘇聯深知西方這些民主國家不敢率先使用核武(因為忌憚核子報復),寧可選擇談判。

這種守勢局面導致北約海軍弱化,每年都動員上百艘軍艦在GIUK線(格陵蘭-冰島-英國)以南進行演習,但永遠是防守性、被動性、戰術性的,耗費大量資源卻只是演練戰爭爆發後如何相互合作,減少在蘇聯攻勢下的損傷。

在1977到1981年美國卡特總統任內,由於優先解決越戰影響以及中東石油危機帶來的高油價、通貨膨脹等國內經濟問題,因而厲行刪減國防開支,戰略上採取較為消極的防守態勢,並壓抑美國海軍的大型造艦計畫(如航空母艦等)。

卡特任內的戰略防衛重點放在歐陸的北約中央前線,也就是蘇聯陸軍發動攻擊後最可能推進突破的富爾達隘口(Fulda Gap,位於西德中部黑森州和圖林根州的交界);而美國海軍則採取守勢,在戰事爆發、蘇聯陸軍進攻西歐時,優先保護大西洋上增援歐洲的航線、對抗蘇聯潛艦對美國增援船團的威脅,並在戰事升高到使用核武時,透過海基核武力量打擊預設目標。

雷根總統在競選期間就真思考如何贏得冷戰,上台後積極建軍備戰、增加國防預算,並且擬定截然不同的攻勢性計畫;美國海空兵力將不再躲在GIUK線以後,而是以攻勢性姿態主動進入蘇聯軍力心臟地帶(如北海艦隊、太平洋艦隊所在地),摧毀北海艦隊的戰力以及彈道飛彈潛艦。

在雷根總統銳意推動下,美國海軍在1983年2月公布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前進戰略 (Forward Strategy)。

根據此一戰略,美國海軍艦隊在承平時期就採取攻勢作為的前進部署,一旦戰爭爆發,就能在最短時間內靠近蘇聯海軍勢力範圍,在蘇聯海軍進入大洋之前就迅速、有計畫地消滅其蘇聯海軍艦隊與基地,以及作為第二波核子戰略報復的彈道飛彈潛艦。

以往美國的「護航、反潛」等戰略是等待蘇聯海軍越過GIUK線進入大西洋之後再做因應,但是北 約的海上兵力遠遠不足以應付廣闊洋面上的護航任務;而前進戰略則以進攻的姿態直搗黃龍,迫使蘇聯海軍採取守勢,趁其仍集結在 靠近蘇聯本土的狹窄水域或基地就將其消滅,避開了北約在大洋上護衛、制海能力越來越弱的事實。

其次,蘇聯陸軍在歐洲中部擁有明顯的陸上優勢,北約不可能建 立一支足以與之抗衡的地面武力,因此有必要從海上直接攻擊蘇聯,以分散其軍力。

在前進戰略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該戰略被北約盟國視為是美國對其支持的承 諾,如此將可鼓勵盟國積極參與攻勢圍堵戰略。

當時美國軍方粗估,如果採取守勢,等蘇聯潛艦越過GIUK線再進行護航,再多的船艦都不夠用;而如果採取攻勢越過GIUK線直擣北方艦隊老巢,三艘超級航母就能對北方艦隊進行決定性的打擊。

另外,1970年代中期美國發現蘇聯開始部署搭載射程4000海里級的SS-N-8(R29)彈道飛彈的三角洲(Delta)系列潛艦,SS-N- 8以及後續更新型潛射彈道飛彈延長的射程使蘇聯彈道飛彈潛艦不需要冒險進入西方反潛兵力森嚴的大西洋,就可以有效威脅美國本土,例如挪威海域、 靠近蘇聯西北的巴倫支海等。

美國海軍第一次接觸蘇聯三角洲一型(DeltaI)彈道飛彈潛艦是在1973年,當時鱘魚級核能攻擊潛艦的飛魚號(USS FlyingFishSSN-673)深入巴倫支海並取得這艘Delta I潛艦的聲紋和照片,但部署在大西洋上的SOSUS系統直到1976年才首度接觸穿越GIUK防線並進入北大西洋的三角洲潛艦。

由於潛射彈道飛彈射程延長,加上蘇聯在1970年代開始察覺到自身潛艦靜音技術以及偵測潛艦技術大幅落後給美國 (美國在1983年破獲的沃克間諜網,從1973年起就開始向蘇聯洩漏機密,包括SOSUS的探測能力以及美國核能潛艦追蹤蘇聯潛艦的情況,使蘇聯明白其大部分的潛艦活動都被 美國有效追蹤;沃克間諜網也洩漏美國海軍加密通信的細節透露給蘇聯海軍,使其能譯破美國海軍的通信指令並掌握其行蹤),認為其彈道飛彈潛艦進入大西洋將難以生存,遂開始將彈道飛彈潛艦撤出大西洋,部署在 靠近蘇聯的巴倫支海(北海艦隊所在的可拉半島外海)、北極海的「堡壘區域」,在蘇聯岸基航空兵的掩護範圍之內,並將最新型的核能攻擊潛艦部署在堡壘區域外圍來保衛彈道飛彈潛艦。

如果北約仍想有效威脅被部署在挪威、巴倫支海與北極海的蘇聯彈道飛彈潛艦,其海軍勢必得採取前進戰略 ;美國核能攻擊潛艦放棄過去在大西洋深水區域享有的被動聲學探測以及使用拖曳陣列聲納的優勢,承平時期就深入巴倫支海等靠近蘇聯潛艦基地、重兵部署的地帶 ,密切跟蹤蘇聯的彈道飛彈潛艦,危機升高或開戰後美國核能攻擊潛艦更會大舉進入巴倫支海。

在1980年代,蘇聯約65艘的核能彈道飛彈潛艦的在航率低於15%,意味著危機升級或戰爭爆發時蘇聯的彈道飛彈潛艦才會大規模動員;此外,當時外界一般 認為,蘇聯海軍為了減少北約的戰略預警時間, 在中歐陸地戰事爆發前不會大量部署彈道飛彈潛艦準備核子報復。

這意味著美國海軍的前進部署有相當價值,只要透過在前沿部署把蘇聯潛艦圍堵在鄰近基地的狹窄 內海,甚至在蘇聯彈道飛彈潛艦離開港口時就加以追蹤,戰爭爆發時在蘇聯彈道飛彈潛艦潛艦剛離開基地港口、部署到巴倫支海與鄂霍次克海(seaof okhotsk)之前就盡可能獵殺,就能在最短時間內大幅削弱蘇聯的第二波核打擊能力。

在「前進部署」戰略中,沒有任何已知的計畫提到攻擊還在基 地內的蘇聯彈道飛彈潛艦;而如果蘇聯的彈道飛彈潛艦沒有開始部署並渡航到能攻擊歐洲目標的位置,北約的整體反潛網就不會主動推進去掃蕩蘇聯潛艦。

在這樣的 戰略要求下,美國海軍的核能潛艦部隊被要求在危機升級、戰爭爆發時,就能在最短時間內 推進到挪威海、巴倫支海並追蹤到這些區域的蘇聯彈道飛彈潛艦,並在大洋中尋找到少量穿越GIUK防線的彈道飛彈潛艦(一些較為樂觀的估計認為,除了靜音能 力提高的Delta IV以及颱風級之外,其他較老較嘈雜的蘇聯彈道飛彈潛艦一旦穿越GIUK防線進入北大西洋,就能迅速被標定與獵殺)。

在1980年代,美國海軍至少進行三 次將全部的核能攻擊潛艦與核能彈道飛彈潛艦快速向預定方向部署,時間僅花費數天,這等於向蘇聯傳遞信息,蘇聯的彈道飛彈潛艦會在向巴倫支海、挪威海部署的 賽跑中失敗。

而1970年代後期以降,從勝利三級(Victor III)開始,蘇聯靜音化的新型核能潛艦開始出現(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發現的Akula級),其大幅抑制的低頻噪訊威脅到美國SOSUS等大型戰略聲 納系統用來進行遠距離偵測的操作能力,從而根本 腐蝕美國藉由SOSUS指引、派遣反潛機或其他載台前往攻擊的遠距離反潛攻擊體系的效能;依照當時的趨勢,美國悲觀地認為 大部分的蘇聯潛艦遲早將變得跟美國潛艦一樣安靜,屆時靠聲納聽音的反潛作戰有效距離將大幅縮短 (只能有效取得直接傳遞通道的接觸信號),只能重新啟用以前的直接護航守勢反潛戰略,而美國潛艦相對於蘇聯潛艦的聲學優勢也將大幅縮減甚至不復存在,核能 攻擊潛艦也將失去攻勢反潛的價值,因為一艘靜音型潛艦單憑聲納聽音發現另一艘靜音型潛艦的距離極其有限。

因此,比起讓這些越來越安靜的蘇聯潛艦進入遼闊的 大西洋,還不如在它們進入大西洋之前就在巴倫支海等狹窄水域將其獵殺 。

當然,前進戰略中美國核能潛艦的侵略性前沿部署的另一用意,就是迫使蘇聯抽調更多最新型的核能攻擊潛艦用來在「堡壘」區域保護彈道飛彈潛艦,進而使得蘇 聯能投入一般海上作戰的靜音型核能攻擊潛艦大幅減少,降低了北約的制海壓力;當然,由於前進部署的美國核能攻擊潛艦幾乎集中所有精力搜尋與獵殺蘇聯彈道飛 彈潛艦,而忽略部署在附近的蘇聯核能攻擊潛艦,這可能使他們在遭遇蘇聯靜音型核能攻擊潛艦時變得更脆弱。

不過實際上,即便到1980年代後期,蘇聯較嘈雜的核能潛艦仍佔多數,而蘇聯沒有足夠資源以新造的安靜型核能潛艦汰換所有的舊型核能潛艦並維持一樣的規 模。

巴倫支海這樣的封閉淺水域對美國海軍過去在大西洋享有的水聲探測優勢帶來挑戰:巴倫支海過淺的深度不足以提供長距離被動偵測所需的匯聚效應利,深海聲學通 道也不復存在,前進部署的美國核能攻擊潛艦 不僅無法施展拖曳陣列聲納的長處,也沒有SOSUS等固定設施的早期預警支援;此外,這種封閉的內海為面臨沿岸地形回波以及水面上船舶航行的聲噪干擾。

不 過,巴倫支海平整的海底和幾乎均勻的聲速條件,使得聲納仍能通過海底/底層反射(BB)操作,獲得比直接接觸更長的探側距離(雖然此距離小於第一匯聚 區);而巴倫支海長年的風力(25%超過15m/s)也不會對水下的低頻聲學信號(小於1KHz)造成減弱效果。

不過,大量仰賴海底/底層反射的聲納操作 會使一個目標被判斷成多個目標(尤其是同時使用幾種不同被動聲納操作),因為同一聲源的聲波經海底或其他物體反射,會從多個不同方向抵達潛艦的聲納。

美國 海軍潛艦指揮官在巴倫支海與鄂霍次克海(seaof okhotsk)等鄰近蘇聯海軍基地的水域操作時表示,這些區域的聲學環境沒有想像中差。

值得一提的是,北極冰洋反而沒有那麼適合讓蘇聯部署彈道飛彈潛 艦,因為潛艦只能在冰線邊緣冰層較薄之處上浮接收指令或發射彈道飛彈,操作限制甚多(彈道飛彈潛艦需要在固定時間在沒有浮冰覆蓋的海域使用極低頻通信 (ELF)與地面單位聯繫,然後依照指令在特定時間上浮到特定深度使用低頻(LF)通信接收完整指令,整個過程非常花時間);而北極冰洋的水聲環境卻特別 適合核能攻擊潛艦進行反潛作業,而海面上惡劣的天候與海況卻會阻礙空中/水面的聯合反潛作戰,難以獵殺進入北冰洋的美國核能攻擊潛艦(蘇聯自身核能攻擊潛 艦礙於聲納技術落後,沒有同等於美國核能潛艦的反潛獵殺能力)。

在「攻勢作戰」之下,美國海軍核能潛艦部隊必須殺入巴倫之海的蘇聯「堡壘」防禦體系內,獵殺蘇聯彈道飛彈潛艦;然而航母打擊群並非只能從巴倫之海進攻。

美國航母打擊群北上越過GIUK線之後,可以推進到挪威沿海的峽灣沿岸,將曲折的峽灣地形化為進攻蘇聯本土的「堡壘」;美國航母編隊進入挪威峽灣後,北約盟邦海空兵力會在出入峽灣的水道布雷,並派遣水面艦艇、機隊等防守,阻止蘇聯軍機或潛艦進入峽灣尋找美國航母編隊。

由於峽灣地形造成的雷達遮蔽,使得蘇聯轟炸機或潛艦搭載的反艦飛彈無法在峽灣以外就發射,若要攻擊就必須深入峽灣,而不得不面對北約部署在峽灣口的水雷以及機艦防線;在狹窄的狹灣出入口,就連北歐的近海防禦兵力(包括小型飛彈快艇、近岸反潛艦艇等)都能對試圖深入的蘇聯機艦造成莫大威脅。

隱藏在峽灣的美國航母也充分利用地形掩護來發動攻勢,艦載機隊從峽灣中起飛後,利用挪威境內複雜的地形掩蔽下飛行,從內陸方向攻擊蘇聯北方艦隊重鎮莫曼斯克。

挪威的地形使蘇聯本土防空部隊不僅難以提前發現美國艦載機隊,而且無法輕易透過雷達跟蹤艦載機隊航跡找到美國航母的位置(挪威境內的北約防空部隊也可以阻止蘇聯空軍的追擊)。

另一方面,挪威內陸地形也為美國船艦上的戰斧巡航飛彈提供良好的地形比對標定點,因此船艦、潛艦也能從挪威峽灣內發射戰斧巡航飛彈。

前進戰略的實行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危機控制階段:一旦美蘇之 間出現爆發戰爭的危機。

美國海軍立刻開始進行準備, 核能攻擊潛艦和陸基反潛機隊大舉推進到挪威海以及 靠近蘇聯西北的巴倫支海進行前進部署,而航母戰鬥群也迅速進入挪威海(緊鄰巴倫支海西南方)取得制海權以及佔領挪威峽灣陣位,展現實力與決心,迫使蘇聯不敢輕啟戰端 ,並使蘇聯北方艦隊的核能攻擊與彈道飛彈潛艦無法離開巴倫支海。

如果戰爭爆發,美國海軍立刻實施第二階段,航母戰鬥群與核能攻擊潛艦聯手進攻,攻擊蘇聯北方艦隊的水面艦艇與潛艦,其目的有兩個:首先是分散蘇聯兵力、使其不能進入中歐與大西洋;第二是大幅削弱蘇聯海軍實力(尤其是潛艦與海軍航空兵力),迫使蘇聯 求和。

此時蘇聯海軍被迫採取行動以防為其活動的水域,但美國海軍將在其活動水域的每個側翼發動攻擊,使得蘇聯海軍防不勝防。

如果戰爭不能停止,前進戰略將 進入第三階段:深入蘇聯領海攻擊(核能攻擊潛艦從巴倫支海方面正面攻入,航母機隊沿著挪威領土從側面打擊莫曼斯克),徹底殲滅蘇聯北方艦隊海上兵力以及基地設施。

此時, 美軍也將展開兩棲作戰,海軍陸戰隊將選擇地點登陸蘇聯(例如蘇聯西北巴倫支海、東岸鄂霍次克海的海軍重要基地附近),開闢歐洲以外的第二、第三戰場。

在此 同時,美國核能攻擊潛艦將發射大批戰斧巡航飛彈攻擊位於卡拉半島(Kola)以及西伯利亞的蘇聯軍事目標。

而消滅蘇聯彈道飛彈潛艦也是此階段重點,也就是 以傳統海戰除去蘇聯發動核子戰爭的能力。

在「前進戰略」的第二與第三階段,美國海軍將派出至少四個航母 戰鬥群殺入北極圈,掩護反潛兵力與兩棲登陸兵力在北極海與鄂霍次克海(seaof okhotsk)作業,透過海空作戰以及登陸地面作戰來徹底掃蕩附近海域的蘇聯彈道飛彈潛艦、水面艦隊與北方艦隊基地。

在理想情況下,美國海軍能在開戰一個 月內掃蕩蘇聯卡拉海(karaseas)、巴倫支海(barents sea)、鄂霍次克海等靠近蘇聯水域的蘇聯海軍艦艇、核子攻擊/彈道飛彈潛艦(相較於美國海軍,蘇聯海軍艦隊、潛艦更多時間部署在接近本土的水域以利後勤 維護,並接受陸基的空中掩護,這是因為蘇聯欠缺支持大量遠洋活動的海外基地與後勤能力) ;而蘇聯在地中海方面的艦隊如果錯失第一擊的機會,估計在一周之內會被美國海軍殲滅。

然而在此高強度作戰中,美國海軍也估計,有可能在開戰的一個月內會損失30艘核能攻擊潛艦。

「前進戰略」的兵力部署使得美國不必撤回太平洋艦隊,去加強大西 洋上的制海與護航能力 ;而當美國在巴倫支海增加壓力之後,蘇聯必須抽調更多較先進的核能攻擊潛艦來保護其彈道飛彈潛艦,使之無法用來攻擊西方國家的水面艦隊與海運航線,從而減 輕大洋上北約反潛防線的壓力。

此一戰略架構對於美國海軍建軍的影響,在於部署更多尼米茲級超級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在1980至1988年共編列四艘)以取 代老舊的佛瑞斯塔級 航母,並建造大批提康德羅加級神盾巡洋艦以護衛航母,以提供在蘇聯海、空軍勢力範圍內的高威脅環境中,航母戰鬥群所需要的強大防空能力,確保存活率。

此 外,美國海軍並開始規劃建造配備神盾系統的柏克級驅逐艦,編入 航母戰鬥群以支援神盾巡洋艦,強化防空實力。

另外,滿足前進戰略要求的新一代海狼級核能攻擊潛艦也會在1990年代開始服役。

海狼級被要求能長時間在靠近 蘇聯目標的水域作戰,因此格外著重靜音能力與武器裝載量,以增加對抗蘇聯潛艦的勝算,並延長作戰時間,減少為了補充彈藥而往返穿越蘇聯防線的次數。

從戰略的角度,美國海軍的「前進部署」能讓蘇聯瞭解,在可能延續30到60天的歐洲戰爭中,美國海軍的核能攻擊潛艦部隊將在最短時間內進行侵略性的前進,在蘇聯海軍彈道飛彈潛艦來不及部署就定位之前就在蘇聯海軍基地門口與近海予以掃蕩,短時間內蘇聯的核子威嚇能力就將被大幅削弱,降低了支持後續作戰的核打擊選項,同時也讓歐洲盟邦在中歐地面戰局一旦處於不利時能選擇使用核武而不必擔心蘇聯仍有足夠的核報復能力;同時,美國海軍核能潛艦的前進部署也能迫使蘇聯把最先進昂貴的核能攻擊潛艦和其他設施裝備投入於保衛「堡壘」中的彈道飛彈潛艦,進而使北約在大部分開闊公海的制海壓力大幅減低。

依照公開刊物,美國海 軍平時核能攻擊潛艦的前進部署包括:在莫曼斯克(Murmansk)沿岸部署二艘,在可拉半島(Kamchatka)沿岸部署1至3艘,至少一艘部署在靠太平洋的伏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沿岸。

在197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蘇聯都開始部署射程4000海里級以上的潛射洲際彈道飛彈(美國就是三叉戟系列),雙方的彈道飛彈潛艦都不必靠近對方本土 就能有效威脅對方國土全境。

在1980年代,蘇聯彈道飛彈潛艦進入大西洋的次數遂大幅減少,主要活動範圍在接近蘇聯本土、有大量海空兵力防禦的挪威海域、巴倫支海 等地;而美國部署三叉戟飛彈的俄亥俄級、部分麥迪遜級與富蘭克林級也能在靠近美國本土的比斯開灣與墨西哥灣射擊蘇聯本土。

蘇 聯在1980年代也大張旗鼓發展遠洋海軍艦隊,包括開始發展真正的航空母艦,大幅強化正規的海空作戰能力。

蘇聯一旦擁有更強大的遠洋海軍,美國海軍「前進戰略」攻勢將面臨更多抵抗與阻滯;而更強的蘇聯海軍也能掩護更多新型核能攻擊潛艦,穿過大西洋接近美國本土東南岸水域,獵殺在此處活動的美國的彈道飛彈潛艦。

例如,在1987年3月美國與蘇聯準備在冰島進行限武談判時,蘇聯海軍進行了阿催納行動(Operation Atrina),派遣一個由五艘勝利三級(VictorIII class,蘇聯第一種靜音能力接近同時期西方水平的新型核能攻擊潛艦)組成的艦隊穿過大西洋,來到馬尾藻海(Sargasso Sea)、接近百慕達三角洲(Bermuda Triangle)一帶(依照蘇聯情報,美國將核能彈道飛彈潛艦隱藏在這個區域,而這支勝利三級編隊當時就演練在這個海域實際追蹤、獵殺美國彈道飛彈潛 艦);這支勝利三級編隊在通過英國、冰島之間的GUIK防線時被美國部署的SOSUS戰略音響監視系統察覺,但之後美國海軍無法有效追蹤這些勝利三級的動 向,一開始還派遣兵力在地中海入口等待,而這支勝利三級編隊以預先演練過、有組織的行動進入了大西洋(為了混淆美國海軍的反潛,這支編隊甚至首度使用音響 誘標,這是一種能在水中播放勝利三級航行噪音的魚雷);後來意識到這些蘇聯潛艦朝向美國方面推進時,美國海軍進行大規模海空反潛搜索(當時參與行動的蘇聯 海軍軍官宣稱美國投入三個航空母艦戰鬥群與六艘核能攻擊潛艦),但直到第八天才確切標定了這支勝利三級編隊的位置 ,事後這支編隊的蘇聯指揮官宣稱,開戰時他們或許只要五天就能完成任務(當時參與的美國海軍軍官表示,當時偵測到蘇聯有四到五艘勝利三級穿過GUIK防 線,其中一艘特別安靜而難以偵測)。

許多人對侵略性的「前進戰略」表示反對,他們擔心此種壓迫性戰略極易使美蘇之間產生摩擦,增加了爆發戰爭的機率,甚至逼迫蘇聯彈道飛彈潛艦對美國展開全面性的核子攻擊;這種質疑的態度當時在美國海軍相當普遍。

基於前進戰略,從1981年起直到1990年代初期,美國海軍每一年都進行一次OceanVenture/OceanSafari系列演習,美國航母戰鬥群靠近可拉半島(蘇聯北海艦隊基地)或符拉迪克沃斯托克(蘇聯太平洋艦隊基地)進行模擬攻擊;由於美國海軍採取良好的隱蔽跡訊措施,蘇聯沒有一次及時發現迫近的美國航母編隊並採取有效回應。

雖然這些演習無法證明美國海軍能完全摧毀整個蘇聯海軍,但更加讓蘇聯意識到,他們無法阻止美國海軍打擊其本土目標(不僅是癱瘓蘇聯海軍,還包括攻擊內陸重要目標)。

依照日後得到的情報,蘇聯北方艦隊在1986年向莫斯科當局要求增加三倍的預算強化艦隊與航空兵力,否則北方艦隊開戰後撐不到一個星期,而蘇聯總理戈巴契夫深知蘇聯經濟已無力支撐(當時蘇聯軍費已經佔GDP的45%,美國只佔5~8%)。

知道無力繼續和美國軍備競賽後,戈巴契夫在1980年代後期動改革並與西方和解,使得蘇聯對西方國家的威脅逐漸消失,這導致美國前進戰略中許多重要的決定都在暗地廢棄,最後前進戰略就不了了之。

最後,蘇聯因為經濟崩潰而在1991年瓦解,由美國取得冷戰勝利。

冷戰後的局勢 在蘇聯即將瓦解的時候開始,美國海軍的政策逐漸轉變為能快速介入世界各地突發的衝突以維護美國的政治與經濟利益。

1990年8月2日,美國總統布希闡述了 新國防政策的四個要素:武力前進部署、危機處理、軍力結構重整以及嚇阻。

同一時期由於伊拉克侵入科威特引爆的波斯灣戰爭,成為美國未來戰略地位、架構的試 金石。

1992年美國海軍軍令部長法蘭克.克爾索二世(FrankB. Kelso)宣稱唯有在取得支配海洋的優勢,布希的四個要素才能實現。

他更進一步說明新的海軍戰略要點:快速部署足夠的部隊去應付地區性危機、前進部署的 美國海外駐軍無論在何地都可獲得充足補給、海基的海上前置兵力、可執行嚇阻任務的海基戰略兵力。

冷戰結束 後十多年,全世界基本沒有任潛在對手能在海上與空中以常規軍事力量挑戰美國,因此對陸地的武力投射一度取代反潛作戰,成為美國海軍的首要之務。

不復存在的 兩強對抗局面使得美國海軍規模可以縮減,戰略預警時間也大幅延長,1980年代初期雷根總統所謂600艘作戰艦艇的海軍建軍計畫被取消。

1990年代初 期,美軍預算被大量刪減,不僅海狼級潛 艦的量產計畫夭折,落到最後只剩三艘,而 航母上取代A-6攻擊機的A-12攻擊機計畫也被取消。

美國現役航母的數量由冷戰時期的十六艘(十五艘堪用,一艘整修)被刪減到十二艘(十艘堪用,兩艘整 修)。

在1995年會計年度中,美國海軍艦艇的數量被縮減至451艘,而可供前進部署以應付突發危機的兵力更只有其中的三成,包括2至3艘 航母、25至30艘水面作戰艦艇、14艘核能攻擊潛艦以及2至3個兩棲作戰預備大隊,其他的則要等到開戰後才會增援。

蘇聯解體後,數個地點不斷爆發區域性衝突,而這類對手完全無法在空中、海上對美國構成任何正規的軍事挑戰。

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到中東恐怖份子以同時劫持多架客機進行自殺衝撞的瘋狂攻擊,造成紐約世貿中心包括雙子星大樓在內的多棟大樓倒塌與損毀、五角大廈部分損毀,數萬人傷亡。

此一重大恐怖攻擊等於宣告一種全新的戰爭型態誕生, 也使得反恐戰爭成為之後美國的首要軍事目標之一。

冷戰結束後美國海軍幾乎失去任何正規作戰對手、主要都在對岸上特定國家地區投射武力的態勢,直到2000年代中國逐漸崛起並挑戰美國陣營在西太平洋上的勢力,才慢慢開始轉變。

行經紐約市曼哈坦島的甘乃迪號(CV-67)航空母艦,背景的世貿中心雙塔在2011年9月11日恐怖攻擊中 遭到基地組織劫持客機撞毀。

  後冷戰時代美國海軍反潛發展 冷戰結束後,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一樣削減軍費,大幅裁減現役軍力以及許多昂貴的軍工發展計畫。

19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海軍的水面艦隊、潛艦與機隊數量 大致都呈現逐漸刪減的趨勢。

由於蘇聯潛艦的威脅消失,對於昂貴、費時費力的反潛作戰的需求銳減,美國海軍的反潛資產以及後續的研究計畫都受到嚴重削弱。

在 1985年時,美國海軍擁有約450架P-3長程固定翼反潛機與航空母艦搭載的S-3固定翼反潛機,到1995年就只剩350架;S-3反潛機在1999 年解除反潛任務,隨後美國海軍也沒有發展替代機種,使得航母戰鬥群本身的空中反潛手段只剩下反潛直昇機,顯著影響了空中反潛防禦範圍。

到2015年,美國 海軍配置的反潛機隊只剩約100架。

艦隊方面,包含航空母艦、水面作戰艦艇、核能攻擊潛艦在1985年的總數約300艘,到了2005年就剩下180艘左 右(大量在1950至1980年代建造的飛彈巡洋艦與反潛 護航艦在1990年代快速除役)。

冷戰期間美國在大西洋方面極力建構維持的綜合反潛體系(含SOSUS固定式低頻音響監視系統)在蘇聯解體後也失去用武之 地,許多都被棄置、不再維護或失去作用。

2000年代以來中國軍力崛起以及俄羅斯經濟復甦而開始軍力現代化,使得美國海軍重新重視反潛作戰。

在2010年代初,美國海軍重新恢復冷戰時代對反潛作戰事務從頂層管理規劃的作法。

冷戰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美國海軍各個單位(航空母艦、水面艦、航空單 位、潛艦部隊等)各自規劃反潛作戰事務,而其中不少單位將反潛作戰視為次要任務;雖然各單位還是會各自進行反潛訓練以及規劃獲得裝備,但各自為政將缺乏足 夠的視野與高度,也無法對相關數據進行有計劃的分析,使得這些投資事倍功半。

冷戰以後,美國海軍的聲學探測技術的發展依舊持續精進,以對付蘇聯解體前最新型、此時仍然存在的俄羅斯靜音潛艦。

然而,反潛作戰本質上就需要相當的兵力密 度,而在2000年代軍費緊縮(美國因反恐戰事侵入阿富汗、伊拉克導致軍費大失血,2008年金融海嘯帶來經濟危機與外債高築)使得美國海軍很難扭轉後冷 戰以來水面、空中、水下作戰平台數量日趨刪減的趨勢。

在這種情形下,美國海軍希望藉由網路科技、無人自航載具等技術發展,透過分散式載具與網路化作戰等新 技術理念,在相對有限的兵力下盡量提高作戰效能。

  中國崛起與美國的因應 從2000年代開始,中國憑藉經濟發展與綜合國力起飛,不僅以強大的力道進行軍事力量現代化,其軍力在周邊區域的海、空活動也急速增加,成為亞洲太平洋地 區軍事強權的意圖至為明顯。

由於中國與鄰近國家在海上有諸多因經濟海域重疊或歷史因素造成的島嶼主權揪紛,加上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高度仰賴海運線(包括輸 入石油以及航運),因此中國對海上利益的訴求比前蘇聯更甚多。

而中國的軍事力量強化不僅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掌握能力構成挑戰,也讓與中國曾有歷史恩怨 和海域、領土糾紛的鄰國如日本、菲律賓、越南等深感威脅。

在2000年代,中國海軍致力於構建現代化的水面艦隊,意圖將作戰範圍從淺海拓展到第一島鏈以 外,同時也積極健全長年落後的核能潛艦兵力。

在200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藉由索馬利亞反海盜護航勤務建立了常態化的印度洋方向兵力派遣,水面艦隊、潛艦 頻繁穿出第一島鏈至西太平洋進行演練的活動也成為常態;在2010年代上半,中國第一艘具備完整功能的航空母艦遼寧號編入服役,隨後中國海軍積極為建立以 航母為中心的遠洋艦隊而努力。

在2015年,美國情報單位表示,中國第一種真正有能力威脅美國本土的094核能彈道飛彈潛艦首度展開實戰巡航。

與美蘇冷戰相較,美國與中國的對抗有許多本質上的不同:第一,當年蘇聯的經濟與西方世界隔離,雙方壁壘分明,衝突更能明確聚焦在政治上與軍事上;而中國則 是融入世界主流經濟體系並依此發展茁壯,整體國力是綜合性的提升(軍事影響力只是一部份),不像蘇聯以傾國之力勉強支持軍事發展,甚至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經 貿關係都日趨緊密複雜(例如中國是美國最大債權國)。

第二,美國與中國的軍事對抗完全沒有到當年美蘇之間的全面戰爭,當年蘇聯可能揮軍席捲西歐、對西方世 界大舉發動核武攻擊等情況,都沒在中國與美國的軍事對抗中出現。

美國與中國的可能軍事衝突,多半來自於中國與周邊地區鄰國的主權、領土、領海紛爭(這些鄰 國多為美國盟邦或準盟邦),進而使得美軍必須介入這些地區而和中國爆發軍事衝突;相對於過去美蘇冷戰期間有引發全球核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這類區域 性衝突規模相對較小,主要是在海空交戰而沒有大規模的地面作戰(潛在規模最大地面戰是武力統一台灣),而核子戰爭的可能性也甚微小(中國各方面的核武投擲 能力與數量都遠不能和當年蘇聯相比);最重要的是,崛起的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承平的經濟利益考量多半勝過玉石俱焚的發動戰爭,美國與中國相當緊密複 雜的經貿關係也讓兩國更不容易對彼此輕啟戰端;當然,中國與美國的摩擦也不只在軍事範疇(包括經貿、貨幣匯率等)。

中國在周邊地區可能發生軍事衝突並導致美國介入的熱點,括中國與日本在東海經濟海域以及其上尖閣(釣魚台)列島的主權爭執,以及南中國海上與菲律賓、越 南、馬來西亞等國對諸多島的主權爭議等等。

其中,又以台灣問題,最可能引發中美之間的大規模軍事衝突。

美國與日本有相當高的軍事同盟關係(美日安保條 約),一旦日本領土遭受侵犯,則美軍將履行盟約而與日方採取聯合軍事行動,這範圍包括日本與中國有主權爭議的尖閣(釣魚台)列島。

而美國與台灣雖沒有如此 高階的軍事同盟,但政治上美國也可能會傾向採取軍事介入或其他方式協助台灣自衛,或依照美日軍事同盟中對日本周邊地區安定的相關定義而採取軍事介入。

面對前述可能的區域衝突場景,中國的策略是不尋求與美國全面開戰,但必須能在局部地區有效打擊美軍、挫敗其企圖,以動搖美國繼續參與區域戰爭的意志以及政 治/軍事基礎。

美國稱這種概念為為反介入(Anti-access)與區域拒止(Area-denial)。

雖然就全國的整體軍事力量,美國仍遠在中國之 上,但由於美國軍力是全球性存在,必須分散在太平洋、印度洋、中東、地中海、大西洋等地,而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都沒有挑戰或取代美國全球軍事霸權的企圖與 能力;因此,中國只求集中力量,在西太平洋方面能夠阻止美國軍事介入。

與當年蘇聯的地理環境和地緣政治相似,美國在海洋控制方面對中國也有諸多先天優勢。

中國海上力量欲從 中國東部近海進入西、南太平洋,必須通過包含日本、台灣、菲律賓在內的第一島鏈之間的狹窄水道,而這些島嶼都屬於美國的盟邦、準盟邦或與中國敵對的勢力。

美國、日本的軍事力量在此經營已久,擁有強大的空中、海面與水下監視能力,而中國水面艦、潛艦欲突破第一島鏈時,離本土空軍的保護傘則日益遙遠。

而在廣大 的太平洋上,美軍依舊享有全面的控制以及安全的軍事活動自由。

因應中國軍事影響力的崛起,美國在小布希政府剛上任時,就表示要將戰略重心逐漸移向亞洲,主要假想對手就是中國;隨後發生的911恐怖攻擊使得反恐戰爭成 為美軍頭號目標,延後了美國軍事力量針對中國的時間,然而隨著中國整體實力的茁壯,這樣的趨勢無法避免。

2008年美國歐巴馬總統上台後,強調推行「重返 亞太」以及「亞太再平衡」等政策,透過加強與日本、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等周邊國家的綜合經貿與軍事關係,制衡中國在這個區域的發展。

而 2010年代中國與越南、菲律賓等鄰國的南海島嶼主權糾紛日益升高,與日本關係也因尖閣(釣魚台)爭議而顯著惡化之際,美國更加強了與前述國家的合作關 係,包括軍力可能重返菲律賓蘇比克灣、艦艇重返 越南金蘭灣、鼓勵日本鬆綁非戰憲法來擴大其軍事影響力、在新加坡部署濱海戰鬥艦(LCS)等等。

此外,美國海軍也打算把多數軍力部署在亞洲區域;預計在 2020年,美國海軍60%的船艦會部署在亞洲和亞太地區,包括六個航母戰鬥群。

由於中國支持軍事發展的經濟總量超過前蘇聯,軍費佔GDP的比例也比較合理,長期支持軍事發展的條件似乎優於前蘇聯(雖然中國許多關鍵技術基底相對落後而 需要時間彌補,但中國的電子、計算機相關能力超過當年蘇聯水平)。

而中國在更新軍力時,許多方面都有參照與仿效美軍的趨勢;因此,美國要面對的將是一個更 為均衡、長期而言與自身越來越相近的對手。

當然,直到2010年代,中國海軍船艦雖然保持驚人的速率更新,發展航空母艦的態勢也十分明朗,然而這些常規而 對等的軍事發展並不能翻轉美國在類似領域內的巨大優勢(無論是裝備技術、人員素質、訓練、戰術與作業流程等);而更具指標意義的核能潛艦方面,同時期中國 潛艦的實力雖然也有成長,但與美國的差距 仍極其巨大。

在2010年代初期,中國發展的「反航母彈道飛彈」體系引發美國海軍的重視,被認為可能是中國方面「反介入」的重量級武器;不過實際上,以彈 道飛彈攻擊在航行中的航空母艦,在目標獲得與飛彈發射到命中之間的持續追蹤射控,存在諸多巨大難題,因此這套系統的實際能力而令人存疑 ;更何況美國為了因應中國、北朝鮮等國的彈道飛彈威脅,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就發展艦載反彈道飛彈系統並在2000年代開始實戰部署,因此對反艦彈道飛 彈之類的威脅並非毫無準備。

  對中國反潛作戰的態勢 與當年蘇聯的地理環境和地緣政治相似,美國在海洋控制方面對中國也有諸多先天優勢。

中國海軍艦隊、潛艦欲進入西、南太平洋,必須通過包含日本、台灣、菲律 賓在內的第一島鏈之間的狹窄水道,而這些島嶼都屬於美國的盟邦、準盟邦以及中國敵對國家手中,這使得中國海軍的潛艦運用受到了很大的先天限制。

中國海軍潛 艦可能的主要活動範圍包括鄰近中國本土的淺水域如北部的渤海、黃海,在第一島鏈以西的東中國海以及南中國海北部,這些水域的深度普遍在600英尺 (183m)以內;而再往外拓展,中國潛艦的可能活動範圍還可能包括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之間的菲律賓海。

美國海軍認為中國的核能彈道飛彈潛艦最可能部署在 南中國海,該處有大陸架邊緣的淺水域,深度也會增加到200m上下,堪稱結合淺海近岸與深水的特性,水聲環境複雜而不利於反潛探測,而美國海軍在這個區域 還沒有部署固定是的聲學探測阻柵;而中國海軍配備巨浪二型飛彈的094核能彈道飛彈潛艦服役後,可能不需要通過第一島鏈、直接在南海內就能射擊美國本土目 標。

此外,中國沿海的空中實力也逐漸增強,足以支援在南海活動的核能彈道飛彈潛艦。

由於第一島鏈的包圍,中國潛艦只能經由某些特定的地理孔道穿過島鏈而進入大洋;因此,美國海軍圍堵中國潛艦的基本方式仍與冷戰時代類似:依靠先天的地理與 地緣政治優勢,在中國潛艦渡航必經的幾個特定關鍵點(checkpoint)部署大量感測器進行探測,引導周邊友軍的陸基固定翼反潛機、水面艦、艦載反潛 直昇機、核能攻擊潛艦構成的聯合反潛網進行獵殺。

而在聲學技術上,發展的重點就是針對400m或更淺的水文環境下的探測能力,包括在更強的沿岸地形回波干 擾之下的探測能力。

中國潛艦通過第一島鏈進入大洋的主要孔道有三個,包括台灣以北的琉球群島之間、台灣以南與菲律賓呂宋島之間的巴士海峽、菲律賓南部與越南之間的水道,而這 三個方向的水道離中國本土的空軍基地至少有240海里;相較於冷戰時美軍重兵佈防的GIUK線,南中國海方面的通道開口大致相當,琉球群島之間只有相當於 GIUK線的一半,巴士海峽更窄;因此只要在這個水道妥善部署如固定式分散水聲探測(FixDistributed System,FDS)系統來探測中國潛艦任何行動,在戰時就能有效封閉這三個水道。

FDS是一組由數千個簡單地布置在海底、使用光纖連結並進行數據傳輸 的聽音陣列,不依靠過去SOSUS使用的SOFAR和匯聚區(ConvergenceZone,CZ)效應而使用可靠直接聲學通道(TheReliableAcousticPath,RAP);這種陣列朝上方仰視,探測低於500Hz的聲學信號(500Hz的頻段幾乎不被海水吸收,可通過不同溫度的水層),其典型作用距離相 當於該處海域深度的3~7倍,每一組FDS可覆蓋200至300平方英里的海域。

在美蘇冷戰結束前,FDS被證明可以在GIUK線成功偵測和對抗蘇聯最安靜、SOSUS系統無法探測的Project 971鯊魚級(Akulaclass)核能攻擊潛艦。

由於中國與越南、菲律賓的海域與島嶼衝突日益嚴重,美國就可以加強與越 南、菲律賓的同盟,在這兩國周邊水道部署諸如FDS之類的聲學反潛阻柵。

不過,如果中國以和平或武力方式統一台灣,其潛艦部隊將能從台灣東部直接進入西太 平洋深海,將對美國、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海上戰略態勢造成明顯衝擊。

原本中國海軍潛艦很少出現在第二島鏈以外或印度洋,然而在2000年代中國潛艦已經有從穿越日本列島之間進入第二島鏈的紀錄,到2010年代更開始將活動 範圍伸展到印度洋。

靠近中國海岸的淺水域的水聲環境嘈雜,來自海岸與海上航運的背景雜音干擾多,而且美國海軍對此處的水文聲學特性相對陌生(由於深度太 淺,無法使用在深水域的匯聚效應來延長探測距離)。

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美國海軍還是盡可能增加對於靠近中國的水域(如南中國海)的水文聲學特性進行研 究,以便在這些區域有效進行反潛作戰。

在2000年代開始,中國的潛艦部隊開始現代化,獲得相當數量的安靜型柴電攻擊潛艦(包括購自俄羅斯的Kilo 636M與國產039系列),國產039A潛艦配備類似瑞典史特靈發動機的絕氣推進系統(AIP)使水下續航能力延長;而中國國產的093/094核能也 開始具備冷戰時代靜音型核能潛艦的特徵(包括消除俥葉空蝕的噪音)──雖然他們的靜音和其他能力比起同時期美國、俄羅斯最現代化的核能潛艦還有一段差距。

在可預見的未來,由於軍費限制,美國海軍的海中、空中反潛平台數量不可能大幅回升,也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立刻在中國向東進入太平洋的所有主要海上戰略孔道 上都部署固定式聽音設施(如前述FDS)構成的反潛組柵。

然而相較於冷戰時代,到21世紀初期的計算機技術、網路通信、無人自航載具有極大幅度的進步,因 此美國海軍能透過由空中/水面平台大量部署分散式傳感器以及具備自航能力、攜帶傳感器的無人載具等方式,在短時間內於關鍵作戰水域部署足夠的聲學感測器, 如此就能在海、空反潛平台數量大不如前的情況下仍維持較高的反潛探測效率。

在2003年,美國海軍Harry Ulrich將軍提出「使用可以快速部署和可以分享信息的分散密集部署的傳感器」,取代過去龐大、昂貴而數量稀少的長程被動聲學探測系統(如固定式設施、 大型音響監視船等),就是基於類似的概念。

對於陸基固定翼反潛機而言,第一個符合前述特徵的快速部署傳感器,是能進行擴展回聲側距(ExtendedEcho Range,EER)的SSQ-110低頻主動聲納浮標(先前使用DIFAR技術獲得射控參數的SSQ-62和SSQ-77浮標組合的典型作用距離不超過 1000碼),以SSQ-110進行拍發,配合SSQ-77被動聲納浮標(這是美國第一種使用垂直陣列(VLA)技術的系統)接收回波來獲得目標射控參 數。

隨後,反潛機又開始使用EER操作、使用可靠直接聲學通道(RAP)的VLA系統,淺水型RAP VLA可懸浮於水中,將長達250m的VLA垂直聽音陣列向水下展開(仰視作業);而深水RAP VLA以一個懸浮的控制錨來控制聲納的部署深度,並向海面展開長380m的VLA陣列。

淺水型與深水型VLA能以P-8A海洋巡邏機快速部署,兩者以一個 匯聚區的間隔距離布置(透過EER技術,實際作用距離應大於一個匯聚區)。

依照公開資料描述,美國海軍已經在夏威夷和台灣以東、距離關島1200海里的海 域廣泛測試這類VLA系統,其中淺水型RAPVLA至少能連續工作100小時,深水型RAP VLA系統證明可連續工作數天。

不過,這類快速部署的感測器會隨洋流飄動,因此必須定時在原本的陣位上補充新系統,而這勢必耗費更多資源。

而新一代SSQ -101主動聲納浮標以及搭配的SSQ-125被動多基聲納浮標的組合由於更為昂貴,使得反潛機很難持續投擲這種浮標組合來持續追蹤安靜型潛艦,而只在發 動魚雷攻擊或者攻擊潛艦、水面反潛艦艇編隊前來接班追蹤之前使用。

RAP VAL系統的可能問題是,如果目標以大深度慢速航行降低噪音,則使用RAP的深水VAL系統的探測效率將急遽下降;然而,中國鄰近海域水深較淺,可避免這 類問題,而且中國核能潛艦還是相對較為嘈雜,潛航深度或許也不出色 (中國新型柴電潛艦使用史特靈封閉循環發動機AIP,使用時由於需要排氣,潛航深度約限制在200公尺以內)。

除了反潛機部署的系統之外,美國海軍也發展一種由水面艦艇布置的感測器,稱為深水主動探測系統(DWADS),是一種主動操作的多基系統,其拍發段類似反 潛機部署的SSQ-101但功率更大。

DWADS被施放後,由一個會接近海底附近的錨來固定位置,其上則有一個懸浮在水面的資料鏈浮標來發送信號;由於水 面艦不可能像反潛巡邏機一直對特定區域保持巡邏,因此DWADS部署後需要能持續作業較久的時間,上鏈傳輸距離也較遠,信號由超越地平線(OTH)的平台 如衛星或其他空中平台中繼(RAPVLA的上鏈傳輸距離則受限於RF發射端)。

在2008年的測試中,DWADS被證實能在至少一個匯聚區的距離接觸在靜音操作的柴電攻擊潛艦。

在21世紀初期部署的、具備快速航行能力的LCS濱海戰 鬥艦很適合用來部署DWADS,在接獲其他反潛接觸情報後,能在最短時間內衝刺到預定陣位並部署DWADS。

而對核能攻擊潛艦方面,美國海軍則希望以核能潛艦部署具備感測器與網路傳輸能力的無人自航載具、由數位資料鏈連結的分散式感測器網路,以及具備自航能力、能鎖定特定目標聲紋的自走水雷如MK-67(利用淘汰的MK-37魚雷改裝成) ,部署在中國潛艦渡航時必須通過的狹窄水域。

這些可望由核能攻擊潛艦或水面艦加以部署運用的自航載具,包括低跡訊、能持續追蹤柴電潛艦的反潛作戰連續航行無人載具(The Anti-SubmarineWarfareContinuousTrailUnmannedVessel,ACTUV)。

ACTUV反潛作戰連續航行無人載具是美國海軍用來監視敵方海域的潛艦活動的新手段。

一如二戰大西洋之戰或美蘇冷戰時代,反潛作戰的起源經常是透過通信截收來獲得最初步的敵潛艦動向。

為了探測中國潛艦渡航階段與基地之間的通信,美國透過日 本和澳大利亞等盟邦,對中國方面實施HF/DF信號截收定向,並讓具備電子截收能力的飛機如RC-135、EP-3盡可能靠近中國空域;美國、日本的信號 蒐集船(AGI)與戰略音響監視船(SURTASS)也在海上監視,盡量捕捉中國潛艦的聲紋信號。

由於中國的空中監視與攔截能力日益加強,使得大型的情報 蒐集機如RC-135或EP-3靠近中國空域作業時的風險越來越高;而依照更先進的技術以及過去歷史經驗,中國可能更依賴不輻射電磁波的光纖通信以及嚴格 的電磁輻射管制,使得過去冷戰時代還算有效的預警系統的效能下滑。

美國海軍打算使用類似全球之鷹(Global Hawk)之類的高空大型無人機,投入這類電子信號蒐集任務。

由於體積較小的無人機無法搭載夠大的接收天線基陣來截收潛艦的通信信號,因此美國海軍打算以 多架無人機組成空中的多基系統,透過GPS精確定位多架無人機的相對位置,以時差/頻差(T/FDOA)技術,還原出完整的低頻通信信號。

透過這類多基技 術,理論上能在第一島鏈以內的空域部署多架能長時間飛行、低跡訊的無人機,長時間監聽中國潛艦與基地之間的低頻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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