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虞犯與行政先行制度 -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民國51年1月31日公布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少事法），即將少年虞犯列入，其後虞犯 ... 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 （一） 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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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犯少年，則指處於犯罪邊緣之少年。

針對少年某些偏差行為，就成人言尚未犯罪，但少年將來極可能犯罪，學者或稱為「身分非行」、「身分犯」，英美法則稱為「statusoffense」[1]。

  雖然，虞犯不是傳統的犯罪行為，但概念性上，將少年虞犯行為與少年觸法行為並列為少年非行的二種類型。

基於刑法學的思考，認為虞犯應有構成要件明確性的要求[2]。

故虞犯亦有客觀、主觀要件的規範，即應有外顯之偏差行為（虞犯事實）；且依少年的性格及成長環境觀察，有觸法之高度危險性（虞犯性）。

  二、立法例 虞犯是否為少年司法處理對象？牽涉到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對司法任務的界定，而有所不同。

英美法系，素有「國親」思想，國家為兒童及少年之最高親權人，在兒童及少年的父母不能或不宜行使親權時，國家須負起親權責任。

這樣的觀念，也貫徹到少年司法領域。

所以，少年法院關懷對象，除犯罪少年外，尚包括疏於教養的虞犯少年。

故英美法系的少年司法制度，亦具有福利性司法、柔性司法之特質。

大陸法系，以德國為例，或基於司法被動性、中立性之思考；或基於刑罰謙抑觀點，該國少年法院法（Jugendgerichtsgesetz）對少年實施教育刑（Erzeihungstrafe）。

但教育刑的本質上仍為刑罰，亦受刑罰思想之限制，其管轄範圍亦僅限於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不包括少年虞犯行為。

少年虞犯行為另由行政機關，依教育、福利方式處理。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深受美國法制影響，其少年司法亦採行英美之立法觀點，除管轄少年觸法外，亦同時處理少年虞犯（日本少年法第3條第1項第3款）。

我國於擬定少年法之初，並未將少年虞犯列為少年法處理之對象。

民國51年1月31日公布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少事法），即將少年虞犯列入，其後虞犯範圍雖多次變動，但始終均屬少年法院處理對象[3]。

依少事法第3條第2款規定︰少年有左列情形之一，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一）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

（二）經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者。

（三）經常逃學或逃家者。

（四）參加不良組織者。

（五）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刀械者。

（六）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

（七）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由少年法院依少事法處理之。

  三、我國虞犯之實況    就如同社會弱勢的存在，讓我們看待社會的眼光有更多的溫柔與慈悲。

虞犯存在於少年司法的邊緣，但卻更彰顯少年司法福利性、保護性的核心特質。

所以說：「虞犯雖然是少年事件處理法的邊緣，但實際上是一個很核心的概念」[4]。

虞犯占少年事件（含少年觸法事件及少年虞犯事件）之比例，於91年以前，基本上不超過5%，甚至更低。

虞犯所占比例的確符合其邊緣性之地位。

但自92年起，所占比例逐年攀升，92年占8.9%，93年即達12.3%，件數亦均超過1000件。

100年之件數更達3071件，占18.21%。

101年達4681件，比例高達24%。

而同時期，少年觸法行為自95年起亦開始微幅增加（參下列表格）。

此現象之始，或許我們欣喜臺灣社會走向較成熟之階段，有多餘能力處理犯罪預防的工作。

但當少年虞犯件數大量攀升，少年觸法事件亦未降反增，其結果不僅造成司法人力的沉重壓力。

且使司法在處理犯罪、預防犯罪的角色功能上，明顯輕重失衡。

表格：92至101年少年事件繫屬情形[5] 轉向制度 概說： 轉向制度（diversion）係指對原屬少年司法之虞犯少年或輕微觸法少年，轉由司法以外之方法處理。

就少年虞犯制度言，採司法不介入之歐陸國家，認為少年虞犯是行政問題，是社會福利、教育、公共衛生、醫學議題。

所以，基本上無「轉向」之必要。

美國於1960年代的社會思潮，漸由保守趨於開放、多元。

在犯罪學上，有標籤理論（labelingtheory）之興起。

為避免將少年虞犯列為少年司法處遇對象，可能對少年造成負面標籤效應，使少年一輩子難以脫離「壞小孩」、「壞人」之自我枷鎖。

美國1967年之「執法及司法行政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ssiononLawEnforcementandAdministrationofJustice，1967）提出以提供少年服務、整合社會資源等避免造成少年負面標籤之方法，來替代一般司法程序。

此後，多數州均採各式轉向制度。

日本亦採類似的轉向制度，該國少年法第6條第2項規定：警察或保護人，對於虞犯少年，於直接移送或通知家庭裁判所前，認為先以兒童福利法所規定之措施為適當時，得直接通知兒童相談所處理。

  二、國際公約之精神 轉向制度的思潮，亦透過國際公約，影響世界各國。

如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TheUnitedNationsStandardMinimumRulesfortheAdministrationofJuvenileJustice【TheBeijingRules】1985，下稱北京規則）第1條第3項規定：對非行少年，應盡量減少法律干預，應採取家庭、志工、學校、民間團體或社區機構等資源，以有效、公平及人本方式處理。

該規則第3條，並將北京規則之保護範圍，包括身分犯（statusoffences）、少年福利與教管程序（juvenilewelfareandcareproceedings）。

另外，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ontheRightsoftheChild，1990）[6]對於少年司法，於第40條第3項第2款亦規定：最適當、最好之方法是，要建立使兒童能在充分尊重人權與法律保障之下，不必經由司法程序而作適當處理之途徑。

  三、我國制度    我國雖將少年虞犯列為少事法處理對象，但基本上並無轉向制度之設計。

於86年之修法討論中，雖曾將轉向制度列入修法草案，但因各方對「轉向委員會」之組成、性質等無法達成共識[7]，而未通過該草案。

當然，就避免標籤的觀點來說，轉向應該於繫屬法院前（pretrial）為之。

故少事法第29條之轉介處分及第42條之安置輔導等，均非核心之轉向制度。

  行政先行制度 一、行政先行與轉向處分 如前述，轉向處分的精神係以司法以外的方法解決少年虞犯與輕微觸法。

當然，所採用的方法包括以個人、家庭、學校或非政府組織（NGO）之方式達成。

不過，就國家任務言，主要還是須倚靠行政權，尤其福利、教育、衛生等，來解決少年虞犯及輕微觸法事件。

86年修法時，轉向制度之成敗關鍵在「轉向委員會」設置問題。

就轉向制度之本質言，轉向委員會應屬法院以外之組織。

但當時臺灣之社會實況，尚無轉向委員會設置之成熟環境。

86年迄今，專業少年司法思潮，一定程度也改變社會各界對少年司法的看法。

雖然，轉向委員會之設置仍有爭議。

但以行政方法，先對非行少年為協助、輔導之思考，應逐漸有共識。

如100年11月30日公布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2條、第52條規定：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或有嚴重偏差行為，經父母等盡力矯治仍無效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之申請或經其同意，協調適當之機構協助、輔導或安置之[8]。

  二、行政先行之實際運作 少事法雖然無轉向處分之規定，但實際上，學校、警察機關長期即有實質之轉向處分[9]。

近幾年少年虞犯之大量增加，96年以前以逃學逃家之少年虞犯最多；97年則為逃學逃家虞犯與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並列；98年至101年則主要為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

行政機關對逃學逃家學生及施用第三、四級毒品之學生，亦先實施各種輔導及預防措施，如無效果，再移送少年法院依少年虞犯處理[10]。

這樣的行政先行制度，在教育、警政、社工人力配合完善的地區，運作更加順暢[11]。

  結論—採行政先行制度 綜上，參酌前述轉向制度之精神、北京規則、兒童權利公約等規定。

並考慮我國現況，行政先行之觀念，於處理少年虞犯事件，應屬可行之制度。

修法上，可參考日本法制，修正少事法第18條之1，將少年虞犯事件，於移送少年法院前，應先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結合福利、教育、警政、心理、衛生或其他資源，對少年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輔導無效果時，再移送少年法院。

[1]參蔡德輝、楊士隆，少年犯罪—理論與實務第6頁，2003年，五南圖書公司。

劉金玫，我國少年司法對虞犯之處理—以美國法制之發展為借鏡，2005年，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第43頁。

[2]如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64號解釋。

[3]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之制定過程，沈銀和，中德少年刑法比較研究，77年4月初版，五南圖書公司，第16頁至第33頁。

[4]李茂生教授於98年2月25日，在司法院舉辦之「少年虞犯制度公聽會」之發言。

[5]資料來源：司法院統計處彚整。

[6]兒童權利公約所稱之「兒童」指未滿18歲之人。

我國則將未滿12歲之人稱為「兒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12歲以上18歲未滿之人稱為「少年」（少事法第2條）。

[7]當時謝啟大委員所提出之修正草案第18條之1：少年法院內設置轉向委員會，並由少年法院保護庭庭長、輪值法官及主任觀護人或其代表組成，而負責少年虞犯事件或未滿14歲者觸犯刑罰法律事件之轉介。

但各方意見對轉向委員應設置於法院內或法院外？設置在法院內，則組織重疊且仍屬貼標籤。

如設置在法外以外，則將屬該委員會有不移送之權限，轉向處分取代法官裁定，是否有違憲之虞等爭議。

見黃鼎軒，美國少年事件程序對我國法的啟發—以轉向處遇為中心，警學叢刊第210期，2013年10月（預定出刊時間）。

[8]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行政機關對兒童及少年偏差行為有更多的投入規定。

除第42條及52條之規定外，對司法少年，同法第67條、第68條分別訂有福利服務與追蹤輔導之措施。

但在兒童及少年福利預算緊縮之情況下，此部分功能之發揮還有待觀察。

[9]如校園發生傷害、竊盜事件，教師或警察通常會協調雙方學生、家長，在雙方同意下，不將此類事件移送少年法院。

[10]見教育部之「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輔導辦法」、「教育部推動認輔制度實施要點」、「臺灣省國民中小學慈暉專案試辦實施計畫」、「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實施計畫暨輔導作業流程等。

[11]以臺北市為例，99年至101年，該市因施用第3、4及毒品移送少年法院之虞犯數量，分別為26人、53人、129人。

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網站（http:www.tcpd.tapei.gov.tw）/警政統計/青少幼年犯罪統計/臺北市移送少年法庭處理之虞犯少年案類別，最後瀏覽時間102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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