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

史家認為思想史著作是依據新創性原則所寫成的，與微血管遍布的部分脫節，以至於對歷史的實際發展變得不可解。

因為忽略了上述的層面，連帶有許多通俗的思想文本、思想 ... 推到facebook 推到噗浪 推到twitter 古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兼論思想史的層次(節錄) 過去我曾多次使用「思想史與生活史的交界」這個標題。

但是近來我覺得以「交界」為題，仍將「思想史」與「生活史」想像得太區隔，是「一而二」，但我腦海中所構思的其實是一種「二而一」的現象。

所謂「二而一」的意思是它既是思想的，同時也是生活的。

譬如說在傳統中國，經學、思想與日常生活常常是融合無間的，只能以「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來描述。

在進入這個主題之前，我要先說明，本文並不是要刻意忽略歷史上的大思想家，或刻意將思想化約為生活。

我必須強調，如果我們把歷史上的思想家，如孔子、朱子等人從思想史上抽掉，東亞歷史將會變得非常難以想像。

但是如果從歷史實際發展的角度出發，在談思想史的問題的時候，除了注意山峰與山峰之間的風景，還應注意從河谷一直到山峰間的立體圖景。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這個提法，便是想對這個立體的思想圖景進行比較深入了解的一條進路。

它希望了解思想在廣大社會中如微血管中血液周流之情形，因而也提醒我們注意不能隨便將思想視為實際。

史家認為思想史著作是依據新創性原則所寫成的，與微血管遍布的部分脫節，以至於對歷史的實際發展變得不可解。

因為忽略了上述的層面，連帶有許多通俗的思想文本、思想流傳方式與渠道、思想下滲之層次等被忽略了。

結合前述，可以導出一種思想史的層次觀，即可以大略區分幾種不同層次的思想展現。

再者，由「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推導出的另一個問題是「我思故我在」的層面。

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這個主題下，應該討論的問題非常多，本文只選擇以下七個方面的問題，它們分別是：一、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性；二、「思想的存在」與「歷史的事實」；三、「降一格」的文本；四、思想史的層次；五、擴散、下滲及意義的再生產；六、百姓的心識與「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七、「我在故我思」的現象。

一、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性 我們如果對思想史採取一個定義：思想像微血管般遍布於社會，有些地方比較稀疏，有些地方則非常濃密。

人是會思想的動物，不管那是高深的玄思，或是一些傅斯年（1896-1950）稱之為「心識」的東西，它們都可稱之為思想（intellection），因此，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定義思想史為「historyofintellection」。

此處「intellection」的意思是指所有社會行動中有一個意義的層面，包括感知（perceiving）、辨識（discerning）、認識（discernment）、理解（understanding）、意義（meaning）、感覺（sense）、表示（signification）等。

所有的社會行為，都有一個思想的層面賦予行為意義。

如此一來，思想即與現實生活中的每一面都可能發生關聯，「我思故我在」與「我在故我思」都存在，二者可能周流往復，互相形塑。

處理所謂「面向思的事情」的歷史時，可以有種種不同的取徑：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概念史、精神史等，不一而足。

而且，不管是哲學史、思想史中的哪一種取徑，都可以有別的取徑所不能得到的好處。

有些是高度理論、抽象的層面，或與生活不完全相干的層面，有些則是與生活踐履交織在一起的。

以中國傳統思想為例，儒家思想特別重視踐履之學、是側近人生的，但是近代的思想史研究，一心以趨向哲學的抽象化、理論化為高，經此一番改變，思想史這門學問就像一具「頻寬」變得愈來愈窄的雷達。

所以本文是想從史學的角度來恢復思想中的生活層面。

法國學者皮耶．阿道筆下所還原的希臘哲學，充滿了各種精神修鍊（spiritualexercise），更像是宋明理學強調的精神修鍊或自我的提升（「你可以比你自己所想的好」），要去除激情、欲望、奢華之念，宇宙及個人是一個整體，每一刻都要使自己更良善，保持快樂狀態，而哲學在其中要扮演角色。

但歐洲的中古時代擺脫了這一面，中古人格部分的關懷被基督教吸收了，而哲學所賸下的是思辯的部分。

18世紀以後大學興起，大學中的哲學教育是一種專業教育，故遺棄生活層面。

因此皮耶．阿道說，18世紀有創發性的哲學是在大學之外。

我對傳統思想史研究的反思來自於幾個原因，最重要的是因為我覺得思想與歷史發展之間有一個重大的罅隙。

一般思想史上所寫的內容，與當時一般社會思想所表現的現實裂開為兩層，現實如何？思想史如何？因何有互相合一之處、也有不合一處？在不合一之時，如果只注意較為抽象的思想概念的變化，那麼對歷史的實際發展往往無法理解。

為了要了解現實中思想如何擴散、下滲，或思想與日常生活如何發生關聯，以及思想傳播的節點、渠道等問題，引發我思考本文中的種種問題。

因為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故它的範圍是立體的、非平面的。

它的範圍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思想如何與生活發生關係？二、為使思想生活化，人們作了些什麼安排？這裡牽涉到自我技巧、自我修養的歷史。

三、思想對社會產生何種影響？形成什麼樣外溢的、氣質的、偏好的成分？因為思想影響涉及一般人（包括下滲）的歷史，因此涉及形形色色的文本、管道、節點、場合。

思想的下滲究竟影響到何種程度？所謂的政治思想，除了各個高峰之外，山脈呢？生活與思想的關係為何？都是我下一節要談的問題。

二、「思想的存在」與「歷史的事實」 前面提到如果思想史的雷達「頻寬」不夠，歷史的實際發展會顯得有點莫名其妙。

以政治思想史為例，如果不考慮這方面的問題，會以為在思想史書中所出現過的即是歷史上的現實，因而困惑於這樣的問題：如果某些思想家的思想有影響，何以後來歷史的發展會是那樣？現代人撰寫的政治思想史（如蕭公權〔1897-1981〕），顯示出合乎近人「現代性」想像，或是自由主義的偏見（liberalbias），每每是因為其思想新奇有創見才被寫入，以至於讀者感到不解：如果那樣的思想曾深及民間，何以在歷史發展中找不到它們的蹤影？譬如史家一提到晚唐思想就列述羅隱（833-909）的《兩同書》，寫到明末清初思想就一定是黃宗羲（1610-1695）的《明夷待訪錄》。

這當然是必要的，但他們的思想在當時是否生根，是否形成建置性遺產（institutionallegacy），卻並未被好好地回答。

以《明夷待訪錄》為例，相比於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社會契約論》在完成以後即一紙風行，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長期影響甚微，並沒有產生建制性的遺產。

所以如果一想到思想史上有《明夷待訪錄》，就誤以為它與清初以來的實際歷史密切相關，就會誤以思想的創新為實際發生的歷史。

《明夷待訪錄》在當時只是以抄本的形式偷偷流傳，並沒有形成大規模的流行，一直要到清朝後期才逐漸產生重大影響。

日本漢學家宮崎市定（1901-1995）曾經寫過〈明夷待訪錄當作集〉，指出這一部書在傳鈔過程中曾經有過各式各樣的錯訛，以及怎樣夾雜了傳鈔之時的俗語等等。

可見思想在發展的過程中，從創生到在實際歷史中打開一扇門，也許要花一百年的時間，思想與現實生活之間往往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又如呂思勉（1884-1957）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書中講到宋代政治思想時幾乎只有井田與封建，問題是宋代政治思想只有這一點點嗎？井田、封建思想真的影響過宋代的政治運作嗎？它們曾經被相當程度的廣大官員乃至百姓所理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