膚色及性別雙重挑戰！黑人女性如何在妥協與反抗之間捍權？

但儘管如此，對黑人社會而言，種族壓迫甚於性別不平等，因此種族議題往往比性別議題更優先，也讓許多黑人男性願意合作。

藝文短波 活動特區 閱讀藝文 藝開罐夥伴 琅琅悅讀 藝開罐 閱讀藝文 膚色及性別雙重挑戰！黑人女性如何在妥協與反抗之間捍權？ 2020/12/20 聯合新聞網／ 研之有物 1896年美國最高法院在「普萊西控訴佛格森案」（Plessv.Ferguson）中判決，「隔離但平等」並沒有違背《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後，確立種族隔離合法化。

圖為被標上「colored」供黑人使用的飲水機。

圖│theUnitedStatesLibrary 我的妥協不是妥協！種族困境下的黑人女性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打得膠著激烈。

目前，川普政府已準備好啟動交接程序，若拜登順利入主白宮，賀錦麗將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亞非裔女性副總統！中研院歐美研究所黃文齡副研究員提到，種族歧視是十九世紀以來非裔美國人的日常，她從性別角度切入，挖掘1920-50年代黑人女性身處種族、性別的雙重困境下，如何擺盪在妥協與反抗之間，發展出與體制搏鬥的權宜策略。

採訪編輯｜YichenWang、楊丹祺；美術編緝｜林洵安 膚色＋性別，黑人女性的雙重挑戰 「在處理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種族和歧視問題時，我們必須要有耐心，……而不是在種族矛盾無法全面解決時，就灰心喪氣和放棄。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曾這麼說道。

2008年，他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任的黑人總統，但實際上國內種族衝突並未減少。

2020年初的「佛洛伊德事件」（GeorgePerryFloydJr.）更讓「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LivesMatter,BLM）再次延燒。

黃文齡特別爬梳1920-50年代的歷史，相較於過往學者偏重的高衝突性事件，在《或躍在淵——種族困境下的美國黑人女性，1920–1950》中，更偏重剖析黑人女性如何在妥協與反抗兩極之間迂迴調整，謹慎掌握機會，務實地累積能量、達成目標。

圖│研之有物（圖片來源：清華大學出版社） 在1960年代馬丁‧金恩（MartinLutherKing,Jr.）打出響亮的一戰之前，黑人民權運動已走過漫長的歷史，非裔美國人努力衝撞、突破各種壓迫。

其中，黑人女性並沒有缺席。

她們透過各種民間社團組織，如「黑人女性全國聯盟」(NationalAssociationofColoredWomen’sClubs)、「黑人女性全國聯合會」(NationalCouncilofNegroWomen)、「黑人生活與歷史研習協會」(AssociationfortheStudyofNegroLifeandHistory)等，以不同於男性的多元方式，改善種族困境。

1920-50年代，黑人女性投入爭取種族權益的過程，事實上也一併提昇黑人女性地位，同時改善種族與性別弱勢處境。

瑪莉‧貝舒（MaryMcLeodBethune,1875-1955）、瑪莉‧泰瑞爾（MaryChurchTerrell,1863-1954）便是兩個重要代表。

超前部署的瑪莉‧貝舒 二十世紀初，第一波婦女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爭取女性投票權之際，黑人女性瑪莉‧貝舒已主張世界有色人種必須彼此合作，並鼓勵黑人女性積極參與政治。

瑪莉‧貝舒在1875年出生，她從小就對教育很有興趣，下課後常常在家擔任小老師，講課給失學的兄弟姊妹和鄰居聽。

1904年，30歲的貝舒在佛羅里達州成立「德通納黑人女子語文與職業訓練學校」（DaytinaLiteraryandIndustrialTrainingSchoolforNegroGirls）。

當時這裡幾乎只有白人能上學，讓貝舒決定為黑人女孩辦校，一開始的學生只有五名小女孩和她的兒子。

後來，學校越來越成熟，還進一步爭取到白人社會贊助，成為當地第一所四年制的黑人學校。

在跨種族合作下，短短十幾年間培養了無數黑人完成高中教育。

對貝舒來說， 在黑人不如白人、黑人女性不如白人女性的情況下，只有為黑人女性爭取平等的受教權，才有追求種族與性別平等的可能。

瑪莉‧貝舒和黑人女學生。

她全心投入黑人教育，認為改善黑人女孩的教育水平，才能突破傳統的性別、種族雙重困境。

圖│Wiki 貝舒深知，種族不平等根植於社會制度結構，不可能只憑個別黑人的優秀，就能扭轉所有人對「黑皮膚」的歧視壓迫。

她一方面在體制內增加黑人的教育機會，跨種族合作；另一方面透過歷史教學，她也積極挑戰主流白人優越的文化，重建黑人對自己歷史、社群的認同與榮耀。

為了爭取募款，貝舒四處演講宣揚理念，邀請白人到校參觀。

同時，她也把所有款項一筆筆清楚記錄，打造符合主流期待的清廉形象。

課程設計上，既安排技職訓練，滿足贊助者對黑人教育的定位；但貝舒也堅持納入通識教育，讓黑人接受和白人一樣的課程。

羅斯福總統（FranklinRoosevelt）任內，貝舒參與了「新政」（NewDeal）中與種族相關的的事務，舉薦黑人進入政府部門工作，讓他們有機會實際參與政治活動。

由於經常出國，她又發現歐洲也存在種族問題，因此極力推動跨國際合作，將美國國內種族議題與國際有色人種貧窮、弱勢議題接軌。

在保守與激進兩端，貝舒打出一手務實而彈性的牌。

「讀到她的故事會非常震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樣一位女性，有這種眼界、高度真的是超前部署！」黃文齡說。

瑪莉‧貝舒除了是優秀的教育家，也是社會運動者，更被列為美國最偉大的女性之一。

她擔任「黑人女性全國聯盟」董事會主席時，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後來被舉薦投入羅斯福總統「新政」，發揮實質影響力。

圖│Wiki 民權運動老祖母瑪莉‧泰瑞爾 相較於父母皆為奴隸身分的貝舒，被稱為「民權運動老祖母」的瑪莉．泰瑞爾就幸運得多，可以說是含著金湯匙出生！ 瑪莉．泰瑞爾於1863年出生田納西州孟菲斯市（Memphis,Tennessee）。

泰瑞爾的父親是南方第一位黑人百萬富翁，因為1970年代南方嚴重的黃熱病（YellowFever）疫情，許多白人因此離開，留下大片土地，讓他有機會藉由房地產事業致富。

泰瑞爾在優渥家庭培養下，精通多國語言，十九世紀末就到歐洲各國遊學兩年。

雖然具有高社會階級，但膚色仍讓泰瑞爾飽受歧視。

像她這樣衣著、談吐、知識水平良好的中上階層，都會因膚色遭到嘲笑羞辱，更何況那些貧窮的黑人啊！ 整個二十世紀上半，泰瑞爾活躍於黑人女性社團組織，成為知名黑人民權人士，而這卻是與丈夫羅伯特‧泰瑞爾（RobertHebertonTerrell）的鼓勵與支持有密切關係。

他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第一個黑人，也是華盛頓州極為稀罕的黑人法官。

泰瑞爾為了讓先生獲得當時黑人領袖布克‧華辛頓（BookerT.Washinton）的支持，她全力扮演賢內助，事事以丈夫為重，堅信「身為一個妻子，不可因為自己的言行而阻礙丈夫的前途」。

由於顧及丈夫的事業發展，泰瑞爾在個人權益被打壓時隱忍低調；然而一旦遇上種族議題，特別是關係百年大計的教育問題，她則挺身而出、據理力爭！她參與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ColoredPeople,NAACP）抨擊政府的種族政策，與華辛頓的妥協立場不同，華辛頓因而私下向泰瑞爾先生抱怨，要他管好太太。

不過，泰瑞爾先生沒有這麼做，反而積極鼓勵太太不要退縮，因為這些都是為了黑人種族權益奮戰，並未挑戰丈夫的男性氣概與顏面。

可以說，泰瑞爾婚後成功踏出傳統家庭領域，全是為了爭取「黑人種族權益」，而非為了「黑人女性權益」。

1960年代以前美國普遍存在隔離制度，泰瑞爾發動多項反制行動，例如出錢包下音樂廳，只讓黑人入場；當飯店拒絕黑人入住，租下整間飯店提供黑人使用。

一直到80歲，泰瑞爾仍持續參與抗爭，糾察公共場所的隔離歧視措施。

圖│Wiki 階級帶來不同視野 貝舒與泰瑞爾都是為了黑人權益而戰，但如何完成，兩人卻是站在截然不同的光譜上。

貝舒主張，黑人女性應該勇於走出家庭、參與公共事務，從國家體制改善黑人的集體處境；但泰瑞爾則深知白人社會對女性的規範，因此認為黑人女性首要之責是成為好媽媽、好太太，讓黑人家庭更上軌道。

黑人女性也應該努力成為更好的女人，優雅、禮貌、有教養（如同白人女性一樣），樹立良好的種族形象。

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黃文齡認為須加入「階級」因素分析。

貝舒來自奴隸家庭，屬於出身低微但擁有專業能力的中產階級，她重視普羅黑人的權益，相信要為他們創造更多機會，才有改善種族形象可能。

泰瑞爾出身優渥，代表了淺膚色（mulatto）、中上階級的黑人女性，為了避免被牽累，主張提昇低社會階級女性，教導她們正確的行為規範。

因為加諸於任何一個黑人女性的指責，都會被套用在所有黑人女性身上。

為黑人而戰，黑人女性必須更像白人眼中的好女人 當時，「維多利亞女性特質」（VictorianWomanhood）是1920年代主流社會的理想女性要求，操持家庭、維持美貌、遵守道德、相夫教子。

黃文齡分析，黑人女性往往囿限在白人社會所謂的「好女人」陰影下，以此做為行為規範準則。

但儘管如此，對黑人社會而言，種族壓迫甚於性別不平等，因此種族議題往往比性別議題更優先，也讓許多黑人男性願意合作。

例如，當泰瑞爾對公開演說邀約感到猶豫時，經常獲得丈夫的鼓勵，敦促她要為黑人社群努力。

也正是在種族發展的優先考量下，羅伯特願意進入私領域分擔家務、照顧女兒，好讓妻子能在公領域活躍發聲。

換言之， 黑人女性要成為白人社會認可的「好女人」，黑色皮膚是揮之不去的負擔。

但對於黑人女性要爭取跨入公領域議題，種族因素卻是加分助力的關鍵。

順勢而為，機會留給準備好的人！ 黃文齡認為正是在這種多重矛盾中，可以看出她們的彈性策略。

妥協與反抗是天平的兩端，種族、性別都是居間的砝碼，影響黑人女性如何運用妥協、反抗，或者相互為用的程度。

無論採取何種方法，都反映出她們是在判讀當下情況後，順勢而為，選擇最有利的方式，破除阻力，達到既定的目標。

從歷史發展來看，「順勢而為」確實是最有利的策略，貝舒與泰瑞爾都是好例子。

黃文齡說：「蹲好、準備好，機會一來就能把握！1920年代她們已經做到了，這是最讓我敬佩的特質。

」 1955年，羅莎‧帕克絲（RosaLouiseMcCauleyParks）拒絕讓位給白人而被逮，引發「抵制公車運動」。

事件發生在週四，週五已印好5萬份傳單、安排接駁車，可見這是民權組織籌備縝密的行動，條件俱備、順勢而起。

圖為收藏於博物館的第2857公車。

圖│EegeFotvum 歷史衝突是累積而漫長的，抗爭運動也不是突然在1960年代冒出來。

黃文齡認為， 研究1920－50年代，就是希望看到那段漫長的歷程如何演變、累積能量，以及許多黑人女性的沉潛付出，看似保守，實則重要。

從歷史回望今日，2020年的「佛洛伊德事件」一度演變成全城暴動。

她觀察，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美國社會的極化，讓敏感議題更被激化，撕裂也越發嚴重。

黑人抗爭活動若走向失序，將可能讓議題失焦，無法產生共鳴。

接下來，種族衝突是否可能越來越棘手？黃文齡認為值得繼續觀察，「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種族議題是結構性問題，很難一時解決。

空喊公平沒有用，必須從經濟、工作權、教育權全面落實，特別是公平的教育資源與機會，或許才是根本之道。

」 延伸閱讀： ◆黃文齡，《或躍在淵—種族困境下的美國黑人女性，1920–1950》，清華大學出版社，2020 ◆黃文齡個人網頁 本文為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以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4.0國際授權條款釋出。

授權刊登於聯合新聞網「閱讀」頻道。

原文為「美國出現首位亞非裔女性副總統！在妥協與反抗之間，黑人女性如何抗爭？」，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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