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橋：張愛玲有一篇文章寫得最好，就是《憶胡適之》……我看 ...

《憶胡適之》董橋讀了一百遍，《東方早報》 ... 我當時不過想著，在宴會上演講后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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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先生們 昨天 在所有回憶胡適的文章中，張愛玲的《憶胡適之》也許是最好的；相映成趣的是，在所有回憶魯迅的文章中，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也許是最好的，女作家的敏銳善感和女弟子的情真意切成就了至情至美之文。

——《憶胡適之》董橋讀了一百遍，《東方早報》 我認為，張愛玲有一篇文章寫得最好，就是《憶胡適之》，收入《張看》。

一般人不會在意這篇文章，可是我看了這篇文章有一百遍。

——《董橋談寫書、讀書、藏書》，《上海書評》 憶胡適之 文/張愛玲  一九五四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給胡適先生，另寫了封簡訊，沒留底稿，大致是說希望這本書有點像他評《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

收到的回信一直鄭重收藏，但是這些年來搬家次數太多，終於遺失。

幸而朋友代抄過一份，她還保存著，如下：　　  　　愛玲女士：  　　謝謝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說《秧歌》！  　　請你恕我這許久沒給你寫信。

  　　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

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飢餓”，——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細緻工夫。

　　  　　你寫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頓“稠粥”，已很動人了。

後來加上一位從城市來忍不得餓的顧先生，你寫他背人偷吃鎮上帶回來的東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

我最佩服你寫他出門去丟蛋殼和棗核的一段，和“從來沒注意到（小麻餅）吃起來*Ｅ嗤*Ｅ嗤，響得那麼厲害”一段。

這幾段也許還有人容易欣賞。

下面寫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讀者也許不見得一讀就能了解了。

　　  　　你寫人情，也很細緻，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

如１３１—１３２頁寫的那條棉被，如１７５、１８９頁寫的那件棉襖，都是很成功的。

１８９頁寫棉襖的一段真寫得好，使我很感動。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難得一般讀者的賞識的。

《海上花》就是一個久被埋沒的好例子。

你這本小說出版后，得到什麼評論？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將來我一定特別留意。

  　　中文本可否請你多寄兩三本來，我要介紹給一些朋友看看。

　　  　　書中１６０頁“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與２０５頁的“六十八嘍”相差太遠，似是小誤。

７６頁“在被窩裡點著蠟燭”，似乎也可刪。

　　  　　以上說的話，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作的人的胡說，請你不要見笑。

我讀了你的十月的信上說的“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了不少益處。

”——我讀了這幾句話，又讀了你的小說，我真很感覺高興！如果我提倡這兩部小說的效果單止產生了你這一本《秧歌》，我也應該十分滿意了。

  　　你在這本小說之前，還寫了些什麼書？如方便時，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平安  　　　　　　　　　　　　　　　　　　　　　　　　　　　　　　　    胡適敬上  　　　　　　　　　　　　　　　　     一九五五、一．廿五（舊曆元旦后一日）  適之先生的加圈似是兩用的，有時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時候是語氣加重，像西方文字下面加杠子。

講到加杠子，二○、三○年代的標點，起初都是人地名左側加一行直線，很醒目，不知道後來為什麼廢除了，我一直惋惜。

又不像別國文字可以大寫。

這封信上仍舊是月香。

書名是左側加一行曲線，後來通用引語號。

適之先生用了引語號，後來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線。

在我看來都是“五四”那時代的痕迹，“不勝低回”。

　  我第二封信的底稿也交那位朋友收著，所以僥倖還在：  　　適之先生：  　　收到您的信，真高興到極點，實在是非常大的榮幸。

最使我感謝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樣仔細，您指出７６頁敘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刪，確是應當刪。

那整個的一章是勉強添補出來的。

至於為什麼要添，那原因說起來很複雜。

最初我也就是因為《秧歌》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國讀者的口味——尤其是東南亞的讀者——所以發奮要用英文寫它。

這對於我是加倍的困難，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用英文寫過東西，所以著實下了一番苦功。

寫完之後，只有現在的三分之二。

寄去給代理人，嫌太短，認為這麼短的長篇小說沒有人肯出版。

所以我又添出第一二兩章（原文是從第三章月香回鄉開始的），敘王同志過去歷史的一章，殺豬的一章。

最後一章後來也補寫過，譯成中文的時候沒來得及加進去。

  　　１６０頁譚大娘自稱八十一歲，２０５頁又說她六十八歲，那是因為她向兵士哀告的時候信口胡說，也就像叫化子總是說“家裡有八十歲老娘”一樣。

我應當在書中解釋一下的。

  　　您問起這裏的批評界對《秧歌》的反應。

有過兩篇批評，都是由反共方面著眼，對於故事本身並不怎樣注意。

　　　　我寄了五本《科歌》來。

別的作品我本來不想寄來的，因為實在是壞——絕對不是客氣話，實在是壞。

但是您既然問起，我還是寄了來，您隨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丟下。

一本小說集，是十年前寫的，去年在香港再版。

散文集《流言》也是以前寫的，我這次離開上海的時候很匆促，一本也沒帶，這是香港的盜印本，印得非常惡劣。

還有一本《赤地之戀》，是在《秧歌》以後寫的，因為要顧到東南亞一般讀者的興味，自己很不滿意。

而銷路雖然不像《秧歌》那樣慘，也並不見得好。

我發現遷就的事情往往是這樣。

  　　《醒世姻緣》和《海上花》一個寫得濃，一個寫得淡，但是同樣是最好的寫實的作品。

我常常替它們不平，總覺得它們應當是世界名著。

《海上花》雖然不是沒有缺陷的，像《紅樓夢》沒有寫完也未始不是一個缺陷。

缺陷的性質雖然不同，但無論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

我一直有一個志願，希望將來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緣》譯成英文。

裏面對白的語氣非常難譯，但是也並不是絕對不能譯的。

我本來不想在這裏提起的，因為您或者會擔憂，覺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會糟蹋了原著。

但是我不過是有這樣一個願望，眼前我還是想多寫一點東西。

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實行的話，一定會先譯半回寄了來，讓您看行不行。

　　  　　祝近好  　　　　　　　　　　　　　　　　　　　　　                     張愛玲二月廿日  同年十一月，我到紐約不久，就去見適之先生，跟一個錫蘭朋友炎櫻一同去。

那條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塊房子，門洞里現出樓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曬著太陽，我都有點恍惚起來，彷彿還在香港。

上了樓，室內陳設也看著眼熟得很。

適之先生穿著長袍子。

他太太帶點安徽口音，我聽著更覺得熟悉。

她端麗的圓臉上看得出當年的模樣，兩手交握著站在當地，態度有點生澀，我想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適之先生的學生。

使我立刻想起讀到的關於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他們倆都很喜歡炎櫻，問她是哪裡人。

　　  她用國語回答，不過她離開上海久了，不大會說了。

喝著玻璃杯里泡著的綠茶，我還沒進門就有的時空交疊的感覺更濃了。

我看的《胡適文存》是在我父親窗下的書桌上，與較不像樣的書並列。

他的《歇浦潮》、《人心大變》、《海外繽紛錄》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適文存》則是坐在書桌前看的。

《海上花》似乎是我父親看了胡適的考證去買來的。

　　  《醒世姻緣》是我破例要了四塊錢去買的。

買回來看我弟弟拿著捨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給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從第三本看起，因為讀了考證，大致已經有點知道了。

好幾年後，在港戰中當防空員，駐紮在馮平山圖書館，發現有一部《醒世姻緣》，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

　　  房頂上裝著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越落越近。

我只想著：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我姑姑有個時期跟我父親借書看，後來兄妹鬧翻了不來往，我父親有一次扭怩的笑著咕嚕了一聲：“你姑姑有兩本書還沒還我。

”我姑姑也有一次有點不好意思的說：“這本《胡適文存》還是他的。

”還有一本蕭伯納的《聖女貞德》，德國出版的，她很喜歡那米色的袖珍本，說：“他這套書倒是好。

”　　  她和我母親跟胡適先生同桌打過牌。

戰後報上登著胡適回國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機還是下船，笑容滿面，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她看著笑了起來說，“胡適之這樣年輕！”　　  那天我跟炎櫻去過以後，炎櫻去打聽了來，對我說：“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

”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

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內的，對外只限於輸入。

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盡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麼，我想只要有心理學家榮（Ｊｕｎｇ）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里。

榮與弗洛伊德齊名。

不免聯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

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

　　  我後來又去看過胡適先生一次，在書房裡坐，整個一道牆上一溜書架，雖然也很簡單，似乎是定製的，幾乎高齊屋頂，但是沒擱書，全是一疊疊的文件夾子，多數亂糟糟露出一截子紙。

整理起來需要的時間心力，使我一看見就心悸。

　　 跟適之先生談，我確是如對神明。

較具體的說，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著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較近真實。

適之先生講起大陸，說“純粹是軍事征服”。

我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於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年代。

我一默然，適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換個話題。

我只記得自己太不會說話，因而梗梗於心的這兩段。

他還說：“你要看書可以到哥倫比亞圖書館去，那兒書很多。

”我不由得笑了。

那時候我雖然經常的到市立圖書館借書，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更不必說觀光。

適之先生一看，馬上就又說到別處去了。

他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

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彷彿太荒唐。

原因是我們家裡從來不提祖父。

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了。

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興趣起來，一問我父親，完全否認。

後來又聽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可能在籤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那首詩也不是她做的。

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

過天再問他關於祖父別的事，他悻悻然說：“都在爺爺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

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話。

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脹，也看不出幕後事情。

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彷彿喜歡講家世似的。

  祖父死的時候我姑姑還小，什麼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著問：“怎麼想起來問這些？”因為不應當跟小孩子們講這些話，不民主。

我幾下子一碰壁，大概養成了個心理錯綜，一看到關於祖父的野史就馬上記得，一歸入正史就毫無印象。

　　  適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沒有買。

又說正在給《外交》雜誌（“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寫篇文章，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他們這裏都要改的。

”　　  我後來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目錄，看有沒有登出來，工作忙，也沒看。

　　  感恩節那天，我跟炎櫻到一個美國女人家裡吃飯，人很多，一頓烤鴨子吃到天黑，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別乾淨，霓虹燈也特別晶瑩可愛，完全像上海。

我非常快樂，但是吹了風回去就嘔吐。

剛巧胡適先生打電話來，約我跟他們吃中國館子。

我告訴他剛吃了回聲吐了，他也就算了，本來是因為感恩節，怕我一個人寂寞。

其實我哪過什麼感恩節。

　　  炎櫻有認識的人住過一個職業女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

是救世軍辦的，救世軍是出名救濟貧民的，誰聽見了都會駭笑，就連住在那裡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訕訕的嗤笑著。

唯有年齡限制，也有幾位胖太太，大概與教會有關係的，似乎打算在此終老的了。

管事的老姑娘都稱中尉、少校。

餐廳里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鮑艾里（Ｔｈｅ　Ｂｏｗｅｒｙ）的流浪漢，她們暫時收容的，都是酒鬼，有個小老頭子，藍眼睛白鎊鎊的，有氣無力靠在咖啡爐上站著。

　　  有一天胡適先生來看我，請他到客廳去坐，裏面黑洞洞的，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麼大，還有個講台，台上有鋼琴，台下空空落落放著些舊沙發。

沒什麼人，幹事們鼓勵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誰也不肯去。

我也是第一次進去，看著只好無可奈何的笑。

但是適之先生直贊這地方很好。

我心裏想，還是我們中國人有涵養。

坐了一會出來，他一路四面看著，仍舊滿口說好，不像是敷衍話。

也許是覺得我沒有虛榮心。

我當時也沒有琢磨出來，只馬上想起他寫的他在美國的學生時代，有一天晚上去參加復興會教派篝火晚會的情形。

  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

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

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鎊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

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里，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

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

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

我出來沒穿大衣，裏面暖氣太熱，只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只覺得風颼颼的。

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彷彿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我二月里搬到紐英倫去，幾年不通消息。

一九五八年，我申請到南加州亨享屯·哈特福基金會去住半年，那是Ａ　Ｐ超級市場後裔辦的一個藝文作場，是海邊山谷里一個魅麗的地方，前年關了門，報上說蝕掉五十萬。

我寫信請適之先生作保，他答應了，順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還給我，經他通篇圈點過，又在扉頁上題字。

我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

　　  寫了封簡訊去道謝后，不記得什麼時候讀到胡適返台消息。

又隔了好些時，看到噩耗，只惘惘的。

是因為本來已經是歷史上的人物？我當時不過想著，在宴會上演講后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

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直到去年我想譯《海上花》，早幾年不但可以請適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適之先生不在了。

往往一想起來眼睛背後一陣熱，眼淚也流不出來。

　　  要不是現在有機會譯這本書，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東西，因為那種愴惶與恐怖太大了，想都不願意朝上面想。

　　  譯《海上花》最明顯的理由似是跳掉吳語的障礙，其實吳語對白也許並不是它不為讀者接受最大的原因。

亞東版附有幾頁字典，我最初看這部書的時候完全不懂上海話，並不費力。

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亞東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樣絕版了。

大概還是興趣關係，太欠傳奇化，不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英語，意為感傷的）。

　　  英美讀者也有他們的偏好，不過他們批評家的影響較大，看書的人多，比較容易遇見識者。

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喬治·包柔（Ｇｅｏｒｇｅ　Ｂｏｒｒｏｗ）的小說不大有人知道——我也看不進去——但是迄今美國常常有人講起來都是喬治·包柔迷，彼此都欣然。

　　  要是告訴他們中國過去在小說上的成就不下於繪畫瓷器，誰也會露出不相信的神氣。

要說中國詩，還有點莫測高深。

有人說詩是不能誦的。

小說只有本《紅樓夢》是代表作，沒有較天真的民間文學成份。

《紅樓夢》他們大都只看個故事輪廓，大部分是高鶚的，大家庭三角戀愛，也很平常。

要給它應得的國際地位，只有把它當作一件殘缺的藝術品，去掉后四十回，可能加上原著結局的考證。

我十二三歲的時候第一次看，是石印本，看到八十一回“四美釣游魚”，忽然天日無光，百樣無味起來，此後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最奇怪的是寶黛見面一場之僵，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滿不是味。

許多年後才知道是別人代續的，可以同情作者之如芒刺在背，找到些借口，解釋他們態度為什麼變了，又匆匆結束了那場談話。

等到寶玉瘋了就好辦了。

那時候我怎麼著也想不到是另一個人寫的，只曉得寧可翻到前面，看我跳掉的做詩行令部分。

　　  在美國有些人一聽見《海上花》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都一怔，說：“這麼晚……差不多是新文藝了嘛！”也像買古董一樣講究年份。

《海上花》其實是舊小說發展到極端，最典型的一部。

作者最自負的結構，倒是與西方小說共同的。

特點是極度經濟，讀著像劇本，只有對白與少量動作。

暗寫、白描，又都輕描淡寫不落痕迹，織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質地，粗疏、灰撲撲的，許多事“當時渾不覺”。

所以題材雖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並無艷異之感，在我所有看過的書里最有日常生活的況味。

　　  胡適先生的考證指出這本書的毛病在中段名士、美人大會一笠園。

我想作者不光是為了插入他自己得意的詩文酒令，也是表示他也會寫大觀園似的氣象。

凡是好的社會小說家——社會小說後來淪為黑幕小說，也許應當照ｎｏｖ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ｎｅｒｓ評為“生活方式小說”——能體會到各階層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別，是對這些地方特別敏感，所以有時候階級觀念特深，也就是有點勢利。

作者對財勢滔天的齊韻叟與齊府的清官另眼看待，寫得他們處處高人一等，而失了真。

　　  管事的小贊這人物，除了為了插入一首菊花詩，也是像“詩婢”，間接寫他家的富貴風流。

此外只有第五十三回齊韻叟撞見小贊在園中與人私會，沒看清楚是誰。

回目上點明是一對情侶，而從此沒有下文，只在跋上提起將來“小贊小青挾資遠遁”，才知道是齊韻叟所眷妓女蘇冠香的婢女小青。

丫頭跟來跟去，不過是個名字而已，未免寫得太不夠。

作者用藏閃法，屢次借回目點醒，含蓄都有分寸，扣得極准，這是唯一的失敗的例子。

我的譯本刪去幾回，這一節也在內，都仍舊照原來的紋路補綴起來。

　　  像趙二寶那樣的女孩子太多了，為了貪玩、好勝而墮落。

　　  而她仍舊成為一個高級悲劇人物。

窩囊的王蓮生受盡沈小紅的氣，終於為了她姘戲子而斷了，又不爭氣，有一個時期還是回到她那裡。

而最後飄逸的一筆，還是把這回事提高到戀夢破滅的境界。

作者儘管世俗，這種地方他的觀點在時代與民族之外，完全是現代的，世界性的，這在舊小說里實在難得。

　　  但是就連自古以來崇尚簡略的中國，也還沒有像他這樣簡無可簡，跟西方小說的傳統剛巧背道而馳。

他們向來是解釋不厭其詳的，《海上花》許多人整天蕩來蕩去，面目模糊，名字譯成英文後，連性別都看不出，才摸熟了倒又換了一批人。

我們“三字經”式的名字他們連看幾個立刻頭暈眼花起來，不比我們自己看著，文字本身在視覺上有色彩。

他們又沒看慣夾縫文章，有時候簡直需要個金聖嘆逐句夾評夾注。

　　  中國讀者已經摒棄過兩次的東西，他們能接受？這件工作我一面做著，不免面對著這些問題，也老是感覺著，適之先生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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