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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族人口總數為1068.2萬人（2000年），在中國55個少數民族中居第二位。

滿族分佈于全國各地，以遼寧、河北、黑龍江、吉林和內蒙古自治區、北京等省、 ...   當前位置：首頁>>中國概況>>中國簡況   滿族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　　2006年04月14日08時54分　　來源：國家民委網站 【字體：大中小】     概況     滿族人口總數為1068.2萬人（2000年），在中國55個少數民族中居第二位。

滿族分佈于全國各地，以遼寧、河北、黑龍江、吉林和內蒙古自治區、北京等省、自治區、直轄市為多，其他散居於新疆、甘肅、寧夏、山東、湖北、貴州等省區及西安、成都、廣州、福州等大中城市。

    聚居於東北三省及河北省的滿族，主要從事農業，這些地區盛産大豆、高粱、玉米、煙草、蘋果和柞蠶等農産品和經濟作物。

山區特産人參、蘑菇、木耳等，也是滿族人民的副業生産。

東北三省的瀋陽、鞍山、大連、撫順、長春、哈爾濱等城市中的滿族主要從事工商活動。

散居於全國各地的滿族，主要是工人，知識分子也較多。

    滿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

滿語屬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滿語支。

滿族文字創立於16世紀末。

宋、金時代，女真人曾有過自己的文字，早期女真文字是從漢字脫胎出來的表詞——音節文字，但久已失傳。

16世紀末，努爾哈赤統一東北各部後，以蒙古字母拼寫滿語讀音，形成一種新的文字，稱為“老滿文”。

皇太極時期又在借用的蒙文字母上加圈點，用來區分語音，稱為有圈點滿文或“新滿文”。

滿文作為一種官方文字，在清代長期使用，一度成為在全國範圍內廣泛使用的文字，留下了大量檔案資料，成為中華民族文化遺産寶庫中的瑰寶。

清中期以後，滿語逐漸被放棄，滿族基本上使用漢語北方方言，只有旗人內部和旗籍官員，在一些特定的場合仍然必須使用滿語。

到20世紀80年代，除了東北個別邊遠地區和新疆的錫伯族少數老人尚能使用滿語外，滿語已經消失了。

但是，作為曾經廣泛使用的語言，滿語在許多地方的漢語方言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今天東北各地和北京等地的漢語中，還保留有大量的滿語語音和詞彙。

留居於全國各地的駐防旗人後裔，多操摻雜著當地語音的北方方言，形成一個個的“方言島”。

    歷史沿革     東北地區的“白山黑水”是滿族的故鄉。

滿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肅慎以及後來的挹婁、勿吉、靺鞨和女真。

    肅慎人是東北地區最早見於記載的居民之一，他們生活在長白山以北，東濱大海以及黑龍江和烏蘇裏江流域的廣大地區。

肅慎人以狩獵遊牧為主業，擅騎射，性勇猛。

早在舜、禹時代，肅慎人就與中原地區建立了聯絡。

西周初（公元前11世紀初）肅慎部曾向周朝進獻“楛矢石砮”。

《左傳》記載：“肅慎、燕、亳”為周代的“北土”。

    戰國以後，肅慎人改稱挹婁，有時仍沿用舊稱。

挹婁人也用“楛矢石砮”狩獵，種五穀並長于養豬，能織麻布，會造小船。

三國以後，挹婁人屢次向中原王朝進貢，直接臣屬於中原王朝。

“挹婁貂”在三國時是當時社會上的珍品。

南北朝、隋、唐時期，肅慎、挹婁的後裔，相繼以勿吉、靺鞨的名稱出現，人口發展多達數十個部落。

靺鞨後來發展為粟末、白山、伯咄、安車骨、拂涅、號室、黑水等七部。

    唐代，大祚榮以粟末靺鞨為主體，在松花江上遊、長白山北麓一帶，建立地方政權“振國”。

唐開元元年（713年），大祚榮被唐朝冊封為“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從此便以渤海為號。

渤海國的政治、軍事制度，均按唐制建立，使用漢字。

國王的更替，皆受唐王朝的冊封。

唐玄宗時，渤海與唐保持了密切關係，入唐的貢使幾乎每年都有，多次派遣學生到唐都長安的太學學習。

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先進的科技、文化的影響，促進了渤海的農業和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尤其是冶鐵和織綢更為有名。

    渤海建國前後，黑水靺鞨經常向唐朝進貢。

唐開元十三年（725年），唐朝在黑水靺鞨地區設黑水軍，隨後設黑水府，分別授黑水靺鞨各部首領都督、刺史等官，並置長史監之，賜姓李氏。

以雲麾將軍領黑水經略使，隸幽州都督，成為唐朝在黑龍江流域設置的直屬地方機構。

當渤海強盛時，部分黑水靺鞨人為其部屬。

遼亡渤海後，南遷渤海部民，而黑水靺鞨隨之向南遷徙渤海故地，逐漸取代渤海而興。

五代時黑水靺鞨稱為“女真”，遼時為避遼興宗耶律宗真諱，改稱女直。

此後，女真這一稱呼代替了靺鞨，一直沿用到明代末年。

    遼代女真人大體可分為三部分。

居住在遼東地區的女真人，被稱為熟女真或係遼籍女真；居住在松花江以北廣大地區的女真人，被稱為生女真，或不係遼籍女真；居住在兩者之間的被稱為回霸（一作回紇）女真。

生女真中的完顏部，由於鐵的傳入和使用，生産發展較快。

在首領完顏阿骨打的領導下，起兵反遼並建立金朝。

金朝建立以後，與北宋聯合滅遼，不久又南進，取代北宋王朝，形成與南宋並立的局面。

    金朝佔領中原地區以後，貞元元年（1153年）遷都于燕京，實行“南遷北徙”的政策，女真人最初遷徒到燕山一帶．以後定居在華北地區，而漢人逐漸向北遷移。

定居在中原的女真人，在漢族和周圍環境的影響下，逐漸與漢族融合。

蒙古滅金以後．他們被列在“漢人”等級中，説明與漢族已無明顯的差別。

留用在東北地區的女真人，相對來説仍然比較落後。

    元代女真人，一部分居住在遼陽等路的轄區內，與漢族雜居共處，逐漸與漢族融合；一部分散處在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即以今黑龍江省依蘭縣為中心，分佈于松花江流域和黑龍江中、下游，東達海岸的廣大地區。

元“設官牧民”，在這一帶地區先後設立五個萬戶府和東征元帥府，在烏蘇裏江流域設立兩個千戶所，在黑龍江下游設立萬戶府，通過當地民族上層“因俗而治”。

    明代女真人按其地理位置和社會發展程度，分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東海女真（明稱野人女真）。

建州女真分佈在撫順以東，以渾河流域為中心，東達長白山東麓和北麓，南抵鴨綠江邊。

海西女真分佈于開原邊外，輝發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轉彎處。

東海女真分佈于建州、海西女真以東和以北地區，大體從松花江中游以下，迄黑龍江流域，東達海岸。

在社會經濟長足發展的情況下，女真人從狩獵和遊牧走向了定居，其經濟也從過去的狩獵經濟，轉為主要從事農業，輔之以狩獵和採集。

從社會形態和階級關繫上看，已經出現了奴隸主和奴隸階級，清人福格在《聽雨叢談》中説：“滿洲有稼穡，有城堡世居之民”，“數十巨族，則各踞城寨，小族亦自主屯堡，互相雄長，各臣其民，均有城廓。

土著習射獵，知稼穡”。

明王朝在廣大的女真地區設立了380多個羈縻衛、所，又在黑龍江與恒滾河匯合口對岸的特林地方，設立奴兒幹都指揮使司，封女真各部首領為都督、都指揮、千戶、百戶、鎮撫等職，給予敕書、印信、衣冠和鈔幣，並規定了朝貢與馬市的時間與待遇，加強了明朝對東北地區的直接統治。

明初以降，以奴兒幹都司為中心，在東北地區建立了六條交通幹線，設驛站40多座，形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進一步促進了女真與漢區的經濟文化交流。

    明中葉以後，女真各部互爭雄長，經常征戰，形成互相殘殺的混亂局面，女真人民遭受了極大的痛苦。

清太祖努爾哈赤是建州左衛猛哥帖木兒的六世孫，具有卓越的政治和軍事才能，他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開始了統一女真各部的戰爭。

努爾哈赤十歲喪母，十五六歲時在阿臺家被俘，遼東總兵李成梁見其伶俐，置於部下，在軍中屢立戰功。

十九歲時乘機從李成梁處“飏去”。

後來入山採集山貨，往來于撫順馬市等處，熟悉漢人地區的情況，受漢文化影響較深。

他起兵後，先後被明朝封為指揮使、都指揮使、都督簽事和龍虎將軍等。

從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起，努爾哈赤先後用11年時間，統一了建州女真，並挫敗葉赫等9部聯軍三萬人的進攻。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又兼併了海西女真中的哈達、輝發和烏拉三部。

與此同時，在對東海諸部的用兵中，也不斷地取得勝利。

在30多年時間中，努爾哈赤將東至海濱、西達開原、北抵嫩江流域、南至鴨綠江廣大地區分散的女真各部全部統一起來。

    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採取了一系列發展經濟的措施，加強了與漢區的聯絡，促進了女真社會的經濟發展，出現“滿洲民殷國富”的局面。

同時，在政治和軍事上進行改革，萬曆十五年(1587年)，在二道河畔建立費阿拉城，六月“定國政”，確立了保護私有財産的法律。

在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努爾哈赤對狩獵組織牛錄，進行了創造性的改造，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對後金及清王朝的歷史，以及滿族社會歷史的發展，産生了重大影響。

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滿族自治縣）建立大金國，自稱“英明汗”，史稱後金。

後在統一女真各部和對明朝的戰爭中，先後將都城遷至遼陽東京城和瀋陽。

天命十一年（1626年），清太宗皇太極繼位後，改元“天聰”。

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在這一時期陸續組建完成。

天聰十年（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大清”，建元崇德。

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為鞏固和發展後金政權，進行了堅持不懈的努力，為清朝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軍入關，逐步統一全國，從此開始了滿族貴族對全國的統治。

    清初，在漢族封建制度的影響下，滿族在關外既有的奴隸制和農奴制加速向封建地主經濟轉化。

這個轉變過程，充滿了激烈的階級鬥爭，也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革。

滿、漢統治階級逐步結合，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趨於緩和，社會經濟也漸次恢復並走向繁榮。

康乾盛世，國內安定，疆域空前遼闊，封建經濟發展，人口激增，民族關係融洽。

    康熙初，佔據南方數省的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漸成割據之勢，對國家的統一造成極大的威脅。

康熙帝果斷決定撤藩，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展開了平定三藩的戰爭。

京旗滿族、各地駐防八旗、乃至東北三省的八旗人丁，多有調往前線參戰的，為平叛和鞏固國家的統一立下功績。

17世紀，沙俄在我國西北邊疆地區勾結蒙古準噶爾部噶爾丹汗，不斷進攻和騷擾蒙古地區，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爾丹一度逼進內蒙古烏蘭布通地區，距北京僅七百里，京師震動。

裕親王福全率八旗軍，在烏蘭布通與噶爾丹展開大規模激戰，擊敗噶爾丹部。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親率大軍，在昭莫多地區與噶爾丹叛軍決戰，基本殲滅了叛軍主力，取得了平叛戰爭的決定性勝利。

此後，經雍正至乾隆70年的鬥爭，摧毀了準噶爾貴族集團分裂勢力。

在這場持續數十年的戰爭中，八旗官兵大量開赴戰場，英勇奮戰，維護了祖國統一。

    在保衛祖國邊疆，制止外國侵略方面，滿族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17世紀中葉以後，沙俄不斷侵入我國黑龍江流域。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帝派遣滿族都統彭春率領八旗兵和水師，驅逐沙俄侵略者，保衛了國家領土主權，保護了當地人民。

1689年，中俄兩國在平等基礎上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劃定了國界，此後兩國邊界地區保持了一百多年的正常關係。

乾隆後期，英國殖民者支持下的廓爾喀統治者，武裝進攻西藏地區，乾隆五十六年（1795年），清派遣滿族大學士福康安等率大軍入藏，在西藏人民的支持下，擊敗了廓爾喀，保障了西藏邊境的安全，粉碎了英國殖民者的陰謀活動。

19世紀初，英國殖民者又指使張格爾多次進擾新疆邊境地區，道光帝遣滿族大學士長齡率新疆滿、漢兵迎擊，並調東北及各地駐防旗人馳援，活捉張格爾，再一次粉碎了英國殖民者侵奪中國領土的企圖。

    康乾時期，中國版圖東起庫頁島，南及曾母暗沙，西達蔥嶺，西北至巴爾喀什湖，北跨大漠，東北連外興安嶺，疆土約1250多萬平方公里，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進一步鞏固。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滿族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為保衛祖國獨立維護民族尊嚴，同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侵略者進行了英勇抗爭，付出了鮮血與生命的代價。

    1842年5月，英國侵略者全力進攻兩浙海防重鎮乍浦，這裡也是清代八旗駐防地之一。

駐守在乍浦城郊天尊廟的旗兵，在佐領隆福的率領下，連續擊退英軍的五次進攻，殺傷大量敵軍，擊斃英軍十八團湯林遜中校。

276名滿族官兵，幾乎全部犧牲，甚至外國記載也認為乍浦滿兵是頑強的戰士。

7月，英軍進攻鎮江，駐守當地的旗兵1000余人，在副都統海齡的率領下，殊死奮戰，城陷後又堅持巷戰，終因力量懸殊，全部壯烈殉國。

恩格斯在讚揚鎮江守軍的英勇精神時指出：“如果這些侵略者到處都遭到同樣的抵抗，他們絕對到不了南京。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沙俄殖民者強佔我國東北邊疆10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當地滿、漢各族人民，為捍衛祖國領土、反對沙俄侵略和殖民統治，進行了英勇鬥爭。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日軍侵佔我國遼東大片領土，激起當地漢、滿、朝等各族人民的強烈反抗，他們紛紛組織團練抗擊日軍，滿族魁福、錫壽等都是著名的團練首領。

在保衛遼陽的戰鬥中，滿、漢人民英勇抵抗，一月之內4次挫敗日軍進犯。

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北京、東北三省、河北和山東各地滿族人民，積極投身反帝愛國鬥爭。

東北崇信義和團的滿族副都統晉昌，率領八旗士兵（育字軍）數百名，一舉攻下法國教堂，槍殺中國百姓的法國人紀隆也被義和團處死。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滿族擁護革命者不在少數。

廣州、成都等地的駐防八旗，與革命黨人達成和平協議；杭州、荊州等地的駐防旗人，曾與革命軍有過短暫交火，但很快就轉為和平解決；在東北各地，滿族鮑化南、何秀齋等領導了鳳城等地的武裝起義；滿族知識分子寶昆、田亞斌與同盟會員張榕（漢軍旗人），在奉天組織了“聯合急進會”，提出建設“滿漢聯合共和政體”的主張。

滿族人民廣泛地參與辛亥革命，表明了滿族人民在反抗封建統治的鬥爭中，與全國各族人民在階級利益上的一致性。

    辛亥革命，清廷覆亡，旗營解散，糧餉停發，八旗制度徹底垮臺，對滿族的影響是巨大的。

八旗制度枷鎖的打破，使滿族從被少數貴族奴役、驅使和戰爭的生活中解放出來，但在軍閥統治時期嚴重民族歧視的背景下，他們從賴餉而食轉向自謀生計，經歷了一個痛苦的過程。

而從軍閥統治到國民黨時期，動蕩不安的社會狀態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更加劇了滿族的困苦。

    生活在農村中的滿族，以東北地區廣大農村較為集中，他們與漢族人民一樣，身受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和反動軍隊的重重壓迫，生活狀態痛苦不堪。

清末以來東北農村中的旗地高度集中在極少數的地主手中，失去土地的滿族人民流離失所。

根據東北三省一些滿族聚居地的調查，佔人口總數10%左右的地主、富農佔有百分之70%以上的土地。

租種地主土地的滿人，土地較好的要與地主對半分糧，土地瘠薄的則與地主四六或三七分糧。

交租之外，還要為地主幹各種雜活。

貧苦的滿族人民如遇天災人禍，不得不向地主、高利貸者借錢，受到殘酷的高利貸盤剝，一般年息三至八分不等。

雇工所受的剝削更重，勞動時間長，早晨起五更，晚上點燈完，工錢卻很少。

據鳳城縣的實地調查，長工一年的收入最多不超過100元（舊幣）。

打短工、零工的收入更少，每天只能收入五六角。

即使如此，到了農閒季節短工零工也難找到僱主，受到失業的威脅。

此外還有苛捐雜稅，辛亥革命以後，農村在反動軍閥和帝國主義勢力的統治下，稅種多如牛毛，門戶費、協和費、建校費、雜費、綜合費等，這些極其沉重的苛捐雜稅又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交完，否則就要被罰、被打，甚至被抓進牢獄。

日偽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搞“開拓團”經營農業，霸佔了農村大片土地，滿人生活更加悲慘。

在日本人實行的“糧谷出荷制度”下，秋收後，農民的所有收成均須上繳，然後靠“配給制”發給糧食來生活，在地主、村長、屯長和配給店老闆的層層剋扣下，糧食到農民手中所剩無幾。

還要為日偽服兵役，做勞工。

牛馬不如的勞工生活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

修築秘密軍事工程的勞工，完工後即被集體屠殺。

    生活在城市中的滿族，在東北主要集中在東北各大城市中，在日本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開辦的工礦企業中，滿、漢各族工人遭受殘酷剝削，工資極低，隨時受到監工的任意淩辱。

而且，工礦中各種事故頻發，生命也缺乏保障。

    內地各省的滿族，主要是京旗滿族和各地駐防八旗的後裔，集中在駐防地及其周圍的大小城市中。

在京畿地區，清室貴族、高官後裔中，極少數利用祖産開辦了一些商鋪，多數人靠出賣房産、珠寶、字畫為生，坐吃山空。

1931年9月，北平報刊出現“鐵帽子王拉洋車”的新聞。

過去的皇親國戚也有在街頭打小鼓、賣破爛為生的。

下層滿族人生活更為悲慘，多數當工人、打零工、車夫、手工業者、小商販和公教人員，在軍閥和國民黨統治下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此後，民族歧視嚴重的情況下，滿族人被迫改為漢族，否則不是找不到糊口之處，便是丟掉已有的工作、職務。

他們被迫隱匿民族成分，流徙四方。

廣州滿族，做小商販和手工業者佔有勞動能力人口的60%以上，成都、荊州等地，做零工、拉人力車等也成為滿族人的主要職業。

沒有固定收入，經常失業，生活困苦不堪。

各地滿族中知識分子不少，一般是公教人員和科學藝術工作者，在民族歧視的環境中，他們工作極不穩定，工資微薄，加上物價飛漲，生活也十分困難。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滿族人民踴躍參加，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滿族人民迅速掀起了抗日熱潮，紛紛參加義勇軍、抗日會及紅色遊擊隊等組織，採取各種形式打擊日本侵略者和漢奸。

紅色遊擊隊在戰鬥中日益壯大，聯合其他抗日武裝，于1935年成立抗日聯軍，轉戰東北各地，大批滿族人民參加抗日聯軍，師長以上的滿族將領就有王光宇、張蘭生、陳翰章、關化新、伊俊山等，他們在中國共産黨的培養和領導下，成為抗日聯軍的骨幹，在抗日戰爭中建立了功勳。

全面抗戰爆發後，廣大滿族人民積極支援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力量，堅持抗日戰爭。

滿族關向應曾任八路軍120師政委，參預開發晉綏抗日根據地的工作。

後又隨賀龍挺進冀中，鞏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成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中的傑出指揮員和無産階級革命家。

    公元12世紀，金朝女真人中，出現了一種社會組織，稱為“猛安謀克”。

猛安為部落單位，謀克為氏族單位。

起初，1猛安可包括8至10個謀克，其首領稱為“勃極烈”。

金朝建立前，定制為每300戶為1謀克，10謀克為1猛安。

猛安謀克不僅是軍事組織，也是兵民一體的社會組織。

所有組織成員，出則為兵，入則為民，並佔有一定的土地。

金朝最高統治者通過宗室、將領控制著猛安謀克組織。

進入中原後，猛安謀克制度又推廣于“歸附降人”，包括漢人和契丹人。

金熙宗在位期間（1135-1137年）發展為軍事、生産和地方行政機構三位一體的封建化組織。

按金朝官制：猛安為從四品，掌管軍務，訓練武藝，勸課農桑，並同諸防禦州的防禦使一樣，負有“防捍不虞，禦制盜賦”的任務。

謀克為從五品，掌撫輯軍戶，訓練武藝，並負有除不管理常平倉之外縣令所有的職權。

謀克之下分設村寨，50戶以上設寨使1人，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

猛安謀克人戶平時在訓練之餘，從事農業生産。

有戰事則丁壯接受徵發，自置鞍馬器械出征；其家口仍留家生産。

猛安謀克制度，作為女真族創建的一種軍政合一的社會組織和制度，在對外戰爭與對內統治等方面，尤其是在前期，曾起到重要作用：促進了當時分散的女真各部結成為一個統一的女真族；在滅遼攻宋戰爭中，大大增強了女真兵的戰鬥力；在猛安謀克組織下的大批女真人迅速遷到新佔領地區屯駐，鞏固了對新征服地區的統治；同時，對於大量新征服地方採用猛安謀克編制，減弱了當地人的反抗。

此後，分散各地的女真猛安謀克戶往往將所受田土租與漢族佃農耕作，收取地租。

猛安謀克不事生産又疏于訓練，戰鬥力逐漸衰弱。

它與後金及清代的八旗制度頗有類似之處。

    清太祖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對狩獵組織牛錄，進行了創造性的改造，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

牛錄原為女真人氏族制時期的生産和軍事組織，行軍或出獵時，各依所屬族、寨行進，每十人為一個行進單位，設“牛錄額真”為首領（牛錄是箭，額真是主的意思）。

努爾哈赤在此基礎上進行統一組織，規定每三百人編為一牛錄，由牛錄額真（佐領）管理其內部一切事務。

每五牛錄為一甲喇，設一甲喇額真（參領），每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真，即旗主（後稱都統）。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初設黃．紅、藍、白四旗，四十三年（1615年）又增設鑲黃、鑲紅、鑲藍、鑲白四旗，合為八旗。

有清一代，牛錄及人數時有變化，但旗制始終未變。

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把眾多的蒙古降眾和編在八旗滿洲下的一部分蒙古人，正式編成“八旗蒙古”。

從天聰五年（1631年）到崇德七年（1642年），又逐步編建了八旗漢軍。

至此，八旗組織的三個部分才最後完成，八旗滿洲、蒙古和漢軍，統屬於同一社會組織——八旗之下。

    八旗制度作為一種社會與政治合一、兵民合一的組織，對於有效地組織民眾進行戰爭，對清統一全中國，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入關後，八旗組織得到進一步加強。

入關時的八旗主力，大半留在北京，將京城的內城，全部作為八旗人口的駐地；留在關外東北地方的八旗人口，稱為盛京駐防和寧古塔駐防；以後陸續派往內地各省的八旗，稱為直省駐防；康熙至乾隆時期，擊敗了新疆各部的分裂力量，又陸續建立了以烏魯木齊、伊犁等地為中心的八旗駐防體系，稱為新疆駐防。

全國各地通都大邑、關津要道均有八旗駐防，並輔之漢族為主體的綠營軍隊，形成了以北京為中心，以八旗武裝為基礎的對全國的控制體系。

    清代滿族人民基本都生活在八旗制度之下，滿族兵丁參加了有清一代幾乎所有戰事，他們一方面為自己的先世赫赫戰功感到驕傲，另一方面，他們為戰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清代滿族社會生活的最大變化之一，是八旗兵丁由過去關外時期的旗地制，轉變為入關後的旗餉制。

八旗是兵民合一的組織，原則上所有成年男丁都是士兵或預備兵，入關前是三丁抽一為兵，隨著人口的繁衍，康熙時五丁抽一，以後有八丁抽一，十五丁抽一等，戰爭緊張時可能會全體披甲上陣，甚至婦女也要承擔農耕、戰爭的後勤保障等事務。

而其基本生活來源，是靠八旗分給一定數量的旗地。

旗地的産出，不僅要負擔旗兵及其家屬的生活，還要承擔旗兵出征所須的行裝甲械。

入關後，八旗兵丁按“計口授田”的舊制，也在京畿地區得到一份田地，但戰事頻發，兵丁們根本無暇耕種，也不願耕種，同時地少人多的漢族地區也不可能提供足夠的土地分配給他們，於是從入關時，清王朝開始給八旗兵丁發放餉銀和月米，兵餉成為八旗人口的基本生活來源。

一般兵丁的餉米，表面上看是豐厚的，但在承擔戰時武器與馬匹等開支及家屬的生活後，就不寬裕了。

整個清代，八旗兵額一直沒有增加，而八旗人口大量增長，大量的旗內成丁不能及時挑補當兵，導致一份兵丁的銀米要養活一大家人口的情況。

而按照八旗制度的規定，旗內人口不得從事農、工、商各業以謀生計。

而且，旗人也不能隨意離開所駐地方，規定京旗人口不能離開駐地四十里，各地駐防旗人不能離開駐地20里。

這就是清代社會嚴重的“八旗生計”問題的由來。

下層旗兵在八旗制度下日趨貧困化，清廷雖然採取多項措施，力圖解決這一問題，但旗製作為不變的根本國策，旗兵的貧困就無法改變。

從階級的角度説，下層旗兵與各族勞動人民一樣，也是被統治階級。

    在軍事政治上，八旗軍隊是清政權存在的基石。

從民政方面看，八旗制度是清代旗、民分治的有效手段。

在清初民族矛盾較為尖銳的情況下，八旗制度將八旗人口與漢族分離，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民族矛盾。

清中葉以後，旗與民的分隔，也是防止八旗人口消融于漢族汪洋大海中的手段之一。

但是，一個民族，全民皆兵，或預備兵，或兵員家屬，不準從事農、工、商各業謀生，對於滿族為主體的旗下人口來説，也是嚴重的束縛，最終成為民族發展的枷鎖。

清中葉以後，“八旗生計”成為清代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太平天國後，清廷財政危機嚴重，八旗糧餉不能足額發放，八旗人口生活更加困難。

此種情況可以簡單地歸納為：人口增加而兵額不增加，物價增長而糧餉反減少。

辛亥革命期間，成都駐防旗向新成立的軍政府報告旗人情況説：“闔城旗族約一萬四千余人，其中能自立者不過十分之一、二，余皆家無恒産”。

停餉已久，債臺高築，“旗人束手無策，呼訴無門。

”從民族長遠發展的角度説，八旗制度已成為滿族發展的嚴重桎梏。

    風俗習慣     滿族是個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也是一個善於博收外來文化並融匯創新的民族。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風俗文化。

    滿族稱姓氏為哈拉（hala），豐富而複雜，極富民族文化特色。

最初，一個哈拉就是一個穆昆（家族）。

後來隨著人口繁衍、家族分支與隨任駐防調往別處，原來的穆昆又分化出數個新穆昆。

一般一個穆昆只有一個哈拉，但也有數個穆昆屬於同一哈拉的情況。

歷史記載，滿族姓氏有600多個，在我國各民族的姓氏中，僅次於漢族。

與其他歷史悠久的民族一樣，滿族姓氏的起源可追溯到遠古的圖騰崇拜，但就後來的發展看，主要有以居住地為氏和以部族為氏兩種。

女真人往往一個穆昆聚居一處，宋元以後，又深受蒙古族的影響，所以稱名而不稱姓。

清入關後，民族關係不斷發展，漢軍旗人多有用滿族稱名不稱姓的方式命名的，而滿洲旗人深受漢族文化習俗的影響，有很多用漢字為姓氏，如瓜爾佳氏以音譯改稱為關姓，紐呼祿氏以意譯改稱郎（狼），伊爾根覺羅，又稱民覺羅，改漢稱為趙。

也有將滿姓漢語音譯的第一個字作為姓氏的，如佟佳氏簡稱佟，馬佳氏簡稱馬，還有圖、德、大、暴、呼、阿、肇、西、布等姓氏，大多數是將原來的滿姓，用漢字來進行簡稱。

對於這種情形，清統治者十分不滿，乾隆以後，清政府多次嚴令禁止，但並沒多大效果。

辛亥革命後，絕大多數的滿族人，普遍用漢字姓，或捏改漢姓，使他人不知其為滿族，以至於今天很多滿族人已經不知道自己的老姓了。

    滿族及其先民長期居住在山林地區，精於騎射是他們的特技，也在他們的生活習俗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滿族育兒所用的搖車，直到今天，很多農村仍然沿用。

兒童初生時，懸弓箭于門前，象徵著他未來要成為一個優秀的射手。

六、七歲時，即以木制弓箭練習射鵠，稍長，就騎馬佩箭馳騁山林。

女人執鞭不亞於男子，姑娘出嫁，弓、箭、鹿皮服是必備之品，結婚時的天地桌上要插上弓和箭。

轎車進門，新郎要射三支箭。

滿族兒歌與民謠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狩獵生活的痕跡。

    滿族的服飾，男子自頭頂後半部留發，束辮垂于腦後，清入關後，強行在全國推廣，使之成為清代滿、漢、蒙各族的共同髮式。

女子髮式，幼年時期與男孩一樣，稍長，在腦後留有一根或兩根辮子，結婚時開臉上頭，戴鈿子。

平時，在頭頂盤髻，有架子頭、兩把頭等樣式。

佩戴耳環，有一耳三環的定式。

男子的袍褂兩側開叉，腰中束帶便於騎射。

其中的“箭袖”（滿語：哇哈）別具特色，是在窄袖口上接一個半圓形的袖頭，形如馬蹄，俗稱“馬蹄袖”，平時挽起，冬季打獵或作戰時放下，覆蓋手背以禦寒，後來成為清朝禮節中的一個規定動作。

少婦穿寬大的直筒旗袍，天足，著花鞋，有花盆底和船形底等樣式。

早期，富人多穿麻布衣服，窮人用狍鹿皮為衣。

進入遼沈以後，貴族富人穿綢緞，平民則著布衣，服飾也等級化了。

入關以後，滿漢服裝逐漸趨於一致，男子所服的坎肩等至今仍有沿用，而女子旗袍歷經演變，現已成為我國傳統女裝的代表。

    滿族食品也極富特色，歷來有“滿點漢菜”之説。

最能代表滿、漢族飲食文化交融的莫過於“滿漢全席”。

其菜肴選料、製作和吃法上都保持著滿族特色，其中山珍如猴頭菌、熊掌、人參、鹿茸等大都是來自東北地區。

它是滿點與漢菜融合的精品，在清乾隆時期就已成型，流傳了二百餘年，乾隆間《揚州畫舫錄》所載，揚州地方的“滿漢席”，已有菜點100余道了。

日常生活中，滿族民間還有許多風味小吃和種類繁多的點心。

喜歡吃小米、黃米幹飯與黃米餑餑（豆包），每逢過節時吃“哎吉格餑”（餃子）。

每當陰曆除夕，晚飯吃滿族獨有的風味食品白煮豬肉，炙豬肉及糕點中至今猶存的“薩其瑪”等。

今天中國北方的餃子、火鍋、酸菜、京味糕點等均與滿族飲食文化有著淵源關係。

    滿族的住房，院落圍以矮墻，院內有影壁。

室內一般有西、中、東三間，西間稱西上屋，中間是廚房，東間稱東下屋，大門朝南。

如兩間正房，外屋是廚房，安置鍋灶。

裏屋有三鋪炕，西炕為貴，供有祖宗神位，西墻上有祖宗神板。

北炕為大，南炕為小。

家中來客住西炕，家中長輩多住北炕，小輩可住南炕。

滿族蓋房多開南窗和西窗，冬暖夏涼。

    滿族舊時婚姻重視門第，盛行早婚和娶大齡女。

這與旗內男子當兵出征，希望早育子女有關。

貴族官宦人家，盛行指婚，多由朝廷指定結婚對象，一般旗人也有由族長指婚的情況。

清代宮廷的“選秀”，是為皇帝及親王選妃，一般限定在八旗三品官內部遴選。

八旗內男女年齡到十六、七歲，即可訂婚，男子訂婚與結婚年齡可能更小一些。

婚姻由父母包辦，男方請媒人到女方説親，先後要去三次。

每次都攜帶一瓶酒，到第三次才能知道是否成功。

所以有句俗話“成不成，三瓶酒”。

如果成了，女方父母向男方要彩禮，豬、酒、櫃、衣服、首飾等。

男方送的彩禮，全部作為姑娘的財産。

舊時滿族結婚過程較為繁多，有議婚、小定、大定、過禮、送日子、開鎖、送嫁粧、迎娶、坐帳、合巹、分大小，回門和住對月一整套過程。

結婚時，新娘要在洞房炕上坐帳一日，稱為“坐福”。

晚間在地上放一桌子，桌上放兩個酒壺和酒盅，新郎新娘手挽手，繞桌子三圈後飲酒。

炕上點燃一對蠟燭，通宵不熄，房外一人或數人唱喜歌，名曰“拉空家”，或有人用黑豆往新房窗戶上撒，熱鬧一兩個小時後自散。

三日後新郎新娘回娘家。

    滿族重視禮節。

過去少輩對老輩是三天一小禮，五天一大禮。

少輩每隔三天要給長輩打千請安，隔五天見長輩得叩頭，打千的形式男女有別，男人哈腰，右手下伸左手扶膝，似抬物狀，女人雙手扶膝下蹲。

路上遇見不相識的長者，要鞠躬垂手問“賽音”（滿語，好的意思）。

如騎馬，要下馬閃在路旁讓路，等長輩過去，再上馬趕路。

遠方親友相見，不分男女皆行抱腰接面大禮。

    滿族的喪葬也有一個演變過程。

受自然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滿族先民的喪葬儀式比較簡約、粗疏，曾經有天葬、土葬、獸葬、樹葬、水葬、火葬等形式。

入關前，滿族以火葬為主，自順治帝後期起，受到漢民族文化的影響，滿族普遍改成棺材土葬，並結合本民族特點，形成了滿族的特色葬俗。

乾隆以前，各地駐防旗人由於要將死者及其遺屬送回京中故旗，所以仍保持了火葬，而將骨灰裝殮回京。

乾嘉以後，允許駐防旗人在當地安葬，也改為土葬。

早期滿族貴族有人殉之俗，後改為剪髮代殉和焚燒紙扎的奴僕。

在農村地區，不準許在西炕和北炕死人，因為門是活人出入的地方，因此，死人入棺後，只能從窗戶抬出。

人死後，在院子西邊立一桿子，高一丈五尺左右，上挂布幡，幡長九尺，用紅布和黑布做成。

幡的頭和尾是黑布，中間四條是紅布。

出殯時，親友要搶幡上的布，給自己孩子做衣服，認為可避邪，不做惡夢等。

今天廣州滿族保持完整的滿族墳場，仍能看到滿族葬俗的一些特點。

    古代滿族愛好歌舞，多由狩獵、戰鬥的活動演化而來。

入關後，舞蹈必選身體強壯的人，穿豹皮唱滿族歌，伴以簫鼓，稱作“喜起舞”，或舞者一半人扮成虎、豹等獸，一半人騎假馬追射，稱作“隆慶舞”。

喜慶宴會時，主客男女輪番起舞，舉一袖于額，反一袖于背，盤旋進退，一人唱歌，大家呼“空齊”相和。

進入遼沈以後，更多的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歌舞形式。

在宮廷樂舞中，備有滿、蒙、漢，朝等族的舞蹈。

    滿族的傳統體育項目大都與狩獵相關，有舉重、摔跤、跳馬、跳駱駝及溜冰等。

“跳馬”要在馬飛跑時，橫躍馬身；跳駱駝則是從後躍上駝背。

跳馬與跳駱駝，都是為和敵人短兵相接時，便於飛上敵騎的擒拿技術，並成為經常鍛鍊的運動項目之一。

跑冰鞋在19世紀中葉以前是八旗士兵必須操練的一項軍事技術。

乾隆時期，每年陰曆十月都要在北京北海冰面上檢閱八旗子弟滑冰，作為訓練部隊的制度之一。

參加這種檢閱的人數達1600名(每旗200人)。

這樣盛大的滑冰大會，在當時是舉世無雙的。

除了表演速度外，還有花樣滑冰、冰上足球比賽、冰上雜技、滑冰射箭項目等。

舊時旗人所用的木板冰鞋還可在北京民間找到。

    在漫長的社會歷史發展中，滿族先民形成了富於自己民族特點的歲時文化，如遠在渤海國時期，就已經有了春節、端午節等節慶習俗。

這些習俗與其受到漢文化影響有關，但也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如女真人在端午節有採艾蒿、吃艾糕、係長命鎖、射柳祭天等習俗。

清入關後，滿族的歲時文化與漢族文化結合，互相吸收，漸趨一致，其間仍然顯示出滿族歲時文化的某些特色。

如滿族春節吃餃子、吃薩其瑪，滿族的端午節不是祭祀屈原而是為了健身祛病等等。

    春節，是滿族人民重要的傳統節日。

節前要做滿族傳統糕點——薩其瑪，張貼對聯、窗花、挂箋（按旗屬分別貼紅、黃、藍、白色）、挂“福”字。

午夜分發“神紙”之後，晚輩男子到族內各家“辭歲”。

除夕半夜子時，家家吃餃子，取“更歲餃子”之意。

還要把一枚銅錢（富家有的用金錢小保及寶石等），暗放餃子中．誰吃到了則終歲大吉。

除夕，家家院內豎燈籠桿，高可達二丈，上扎松枝，高挂紅燈，紅燈至初六，夜夜不熄。

宮廷中則于臘月二十四日懸挂“天燈”，至次年二月初三日出燈止。

    正月十五元宵節又稱“燈節”，滿族除挂綵燈外，還製作“冰燈”，元宵節的主要內容不是吃元宵，而是觀綵燈。

滿族聚居的市鎮，街道上懸挂起成千上萬隻巧奪天工的綵燈。

農村還有元宵節晚上“蒸面燈”之俗。

晚清廣州“羊城燈市”中，以旗人所制燈最為璀燦奪目，成為廣州一種特産。

    滿族歲時風俗，多與漢族相近，但又保持著不少滿族特色。

正月十六，北方各地滿族婦女，盛行臥冰與“滾冰”，象徵著去除晦氣；正月二十五“添倉”，祈求豐年；二月初二“龍抬頭”祈求風調雨順；三月三“開馬絆”；清明節“祭墓”，上墳插柳；端午節要外出踏青、擊球、賽鞦韆等。

近年來，各地滿族多有慶祝“頒金節”的民俗：後金時期，皇太極於1635年農曆10月13日，將族稱定為“滿洲”（或作曼殊、滿殊），滿族人把這一天作為滿族的誕生日，舉辦滿族“命名日”，即“頒金節”的慶祝活動。

    滿族曾信仰薩滿教。

“薩滿”是通古斯語，意為“瘋狂的人”。

漢譯為巫師。

滿族的薩滿教兼有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四重含意，故崇拜的神祗既多又雜。

祭記的方式也不盡相同，有宮廷與民間之別，富者與貧者之別及地區之別、家族之別。

清王朝初期，皇宮裏的薩滿多由熟悉愛新覺羅氏族方言而又聰明伶俐的女人擔任，稱薩滿太太，專管皇帝舉行各種神典，口誦滿語祭神，與民間為人治病的薩滿不同。

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在東北的寧古塔和愛輝等地，滿族仍然保有薩滿教。

民間薩滿分兩種，一種是跳神的薩滿，為人治病、問卜、求神驅鬼，另一種是管理祭祀的家薩滿，負責祭祀祖先神。

過去滿族的農民“信巫不信醫”，有病先請薩滿跳神，無效才請醫生診治。

薩滿祈禱跳神時，頭戴尖帽，綴五色紙條，下垂蔽面，外懸小鏡，身穿長布裙，腰係銅鈴，擊鼓而舞，口中唸唸有詞。

而家薩滿在各姓氏中都有一名。

在祭祀祖先時跳神唱滿語神歌，歌頌一年的豐收，或讚頌祖先的功德。

    滿族的正屋西墻上，皆置一尺八寸寬、一尺半長的“祖宗板”，滿語叫“倭車庫”。

祭時放著神刀（哈馬刀）和箭，表示是祖先使用過的東西。

在神板旁吊著黃色布袋叫“媽媽口袋”，也叫“子孫娘娘”，其中放著三、四丈絲繩叫“子孫繩”、“長命繩”。

祭祖之前，先將祖宗匣接到西炕，擺三張桌供黃米餑餑。

然後家中長者把匣打開，全家按輩分排序叩三個響頭後，分別到南北炕或外屋跪下。

這時薩滿開始上裝，穿上裙子，繫上腰鈴，戴上神帽，手持鼓，在祖先前祈禱，並開始跳神。

跳時先轉三圈，向後退三步，邊念祝詞，邊走舞步，一般要跳三晝夜。

    祭天一般都在祭祖的第二天。

滿族每家院中都有影壁，影壁後立一丈高桿子，稱為“索倫桿”，頂端貫一豬頸骨。

祭“索倫桿”用全身無雜毛的黑公豬，宰殺後將腸和膀胱等物放入桿子的鬥裏，讓烏鴉來吃，三天之內吃掉為吉利。

另外．將豬肉切碎，放入少許小米煮粥，稱為小米肉粥，請親友、鄰居、甚至過路人都來吃肉粥。

吃肉粥必須在屋外，而且必須當天吃完。

    滿族民間祭祀活動，規模上分家祭和族祭，時間上有朝祭和夕祭等，種類則有許多。

各地區，甚至不同家族祭祀的內容、方式、程序等亦不盡相同。

所謂“一個姓氏一壇香”。

    清代，滿族也有崇信佛教和關羽的，但祭祀儀式仍襲用薩滿祭祀而有別於其他民族。

駐防旗人後裔有家中挂祖宗袋的，袋中所裝，為從關外帶來的家鄉的泥土。

廣州滿族祭“落廣祖”，所祭為第一代到廣州落戶的祖先。

    滿族是一個十分重視文化教育的民族。

清代以來，在民族關係不斷發展的背景下，滿族教育與文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滿族教育的普及面及辦學種類創歷史紀錄。

有隸屬於國子監的八旗官學，有隸于宗人府的宗學和覺羅學，專管宗室、覺羅子弟的教育。

京畿地區外，在八旗駐防地方和發祥地東北廣設官學。

普通旗人主要上的是八旗義學。

義學隸屬於各旗參領，八旗幼童十歲以上入學學習。

各駐防地方也多設有義學，以便貧寒旗人子弟也能入學讀書。

教師一般在本旗佐領下推選，學習滿語滿文及騎射，學習成績歸檔。

後期也有由當地漢族儒士充任教師的，學習內容也多轉向漢族傳統文化。

科舉方面，清初以降即特設八旗考試，並設滿文翻譯考試。

起初，科舉方面還是旗、漢分考，後漸一體考試。

教育的普及，對於滿族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清代舉國家之力，編纂了一大批類書，如康熙時的《古今圖書集成》、乾隆時的《四庫全書》等，給中華文化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滿族自身也有相當數量的著作傳世。

康熙主持編修的《數理精蘊》、《歷象考成》、《皇輿全覽圖》等書，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

在科學技術與醫療衛生方面，滿族還有相當數量的著作與成果。

乾隆的第五子永琪，在幾何學上造詣頗深，其算法與今天的幾何學大體相同。

其孫奕繪在數學領域亦有較高造詣。

左都御史拉布敦，“習外國語”，是修洋鐘錶的能手。

滿族的外科醫學接骨，八旗中稱之為“揣搬”。

在西醫的石膏繃帶流行之前，在北京一直佔主導地位。

乾隆間的伊桑阿就是整骨專家，他培養了許多接骨醫師。

各地駐防旗人中也有不少的醫療世家。

    早期滿文著作，如《滿文老檔》、《太祖實錄》和圖理琛所著《異域錄》等，都是眾所週知的著作，學習滿文應用之書如《清文啟蒙》、《初學必讀》、《虛字指南》及《清文典要》等，是以漢文解釋滿語語法、讀法、書法及造句的書。

滿譯的漢文名著極為普遍，漢文名著大多譯成滿文。

官書不計外，民間説部如《三國演義》、《西廂記》、《紅樓夢》、《金瓶梅》、《聊齋志異》等，均有滿文譯本。

扎克丹所譯《聊齋志異》，將原書神態畢現地譯出，文字表達達到了極高的境界。

    滿族文化的發展，還突出表現在滿族用漢文著書立説方面。

著名詞家納蘭性德所著《飲水詞集》和《側帽集》，清新自然，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正白旗包衣（家奴）曹雪芹所著《紅樓夢》，以封建貴族家庭生活為背景，廣泛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現實，被譽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將中國古典小説創作藝術發展到了空前的高峰，在世界文學史上佔居重要地位。

清朝貴族昭梿所著《嘯亭雜錄》，就其耳聞目睹的清前期的制度、儀禮、事件、人物等，雜記成書，對研究滿蒙及清代歷史具有參考價值。

富察敦崇所著《燕京歲時記》，是北京歲時風土的記錄，現有多種外文譯本。

滿族縣令和幫額所著《夜談隨錄》，反映了滿族下層的不滿情緒。

清代滿族還出現了不少女作家，西林太清（顧太清）所著《天遊閣集》，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被譽為清代第一女詞人。

此外還有科德氏著《琴譜》、完顏悅姑著《花堁閒吟》、庫裏雅令文著《香吟館小草》等。

    清中葉以後，旗人中出現了一種新的鼓詞，只有唱詞，沒有説白，配合鼓板三弦演唱，名為“清音子弟書”，在北京和瀋陽等城市流傳很廣，為一般市民階層所喜愛。

鶴侶和韓小窗所著子弟書《借靴》、《侍衛嘆》等，流傳最廣。

還有一種民間“八角鼓”唱腔和鼓詞，直到清末還普遍流傳。

    發展現狀     新中國成立後，滿族與全國各族人民一道當家作主，享受民族平等的權利。

1957年，北京市郊區相繼成立了一批滿族鄉：懷柔縣喇叭溝門滿族鄉、轉山子滿族鄉、七道河滿族鄉、長哨營滿族鄉，東黃梁滿族鄉、密雲縣檀營滿、蒙民族鄉。

1958年滿族自治鄉改為人民公社。

改革開放後，1983年檀營滿蒙民族鄉恢復重建，隨後恢復了喇叭溝門和長哨營等滿族鄉。

與此同時，在一些滿族散居的地區，滿族也與其他少數民族聯合成立民族鄉，如1982年貴州畢節地區黔西、大方、金沙三縣，成立了苗族彝族滿族和苗族滿族等6個民族鄉。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在遼寧、河北、內蒙和吉林等省區陸續成立了一批滿族自治縣：遼寧10個自治縣，其中滿族有8個，分別是：鞍山市所轄岫岩滿族自治縣、撫順市所轄的新賓、清源滿族自治縣、本溪市轄本溪、桓仁滿族自治縣、丹東市轄鳳城、寬甸滿族自治縣、錦州市轄北鎮滿族自治縣。

河北省6個自治縣：其中滿族自治縣4個，分別是秦皇島市所屬青龍滿族自治縣、承德市轄寬城、豐寧滿族自治縣和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

吉林省四平所屬伊通滿族自治縣。

其中，遼寧省鳳城滿族自治縣于1994年3月8日經國務院批准撤縣設市，北鎮滿族自治縣于1995年3月，經國務院批准撤縣設市。

現在各地還有一批滿族（或滿族與其他少數民族聯合）自治鄉、鎮，計遼寧省87個，吉林省11個，黑龍江省11個，河北省81個，北京3個，天津1個，內蒙古自治區3個。

    隨著黨的民族政策落實，滿族幹部不隊伍不斷發展壯大，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力。

1959年，北京市滿族人口為89181人，其中有幹部1586人。

1978年統計，改革開放之前，遼寧省就有滿族幹部19287人，其中各類專業技術幹部10716人。

1978年溥傑先生當選為全國人大會代表，滿族書畫家啟功教授擔任了北京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及全國各地的人大、政協中，都有不少滿族的代表。

1980年岫岩縣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上，在345名人民代表中，經選舉産生了176名滿族代表，佔代表總名額的51%，略高於當時滿族在岫岩總人口中的比例。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共有17名滿族代表。

1996年，遼寧全省少數民族幹部已達16萬多人，佔全省幹部總數的10%以上，各級黨政領導班子中，少數民族幹部有了較大的增加。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關懷幫助下，滿族經濟得到很大發展。

岫岩滿族自治縣，是個八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區。

岫岩縣的滿族人民同各族人民團結奮鬥，以農業為基礎，多种經營全面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提高。

京郊密雲縣檀營的滿族農民，在政府幫助下興修水利，改造過去的旗營住房。

檀營的滿族，戶戶有存款，家家有餘糧，大家非常高興地説：“來了共産黨，檀營變了樣”。

在工業戰線上，東北是我國老工業基地，也是滿族人口最多的聚居區。

東北滿族工人，主要分佈在鋼鐵、機械、煤炭，紡織和交通運輸等部門。

廣大滿族工人積極投入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不少技術革新能手，有很多革新和創造。

十年動亂中，滿族工人和各族工人一起堅持生産，保證了鞍山鋼鐵生産的正常進行。

    改革開放以來，滿族各自治地方經濟上均有了長足發展。

    農業方面，改革開放使滿族聚居地區的農業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

在滿族佔總人口70%的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黨的新經濟政策，使農民的勞動同收入真正聯絡在一起，大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農業經濟持續發展。

2000年以後，新賓縣根據加入世貿組織和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調整農業産業和産品結構，形成了以林業、中藥材、林蛙養殖業、草食動物喂養、香菇、優質米和山野菜為主的特色農業五大産業為主的特色農業新格局。

2004年，新賓成為全國山區綜合開發示範縣、全國生態建設示範縣、全國秸桿養牛基地縣、中國林蛙之鄉、遼寧省林業生産重點縣、全省中藥材、香菇、木材生産基地縣、遼寧省旅遊大縣。

吉林省伊通滿族自治縣是全國商品糧基地縣之一，糧食單産居全省首位。

在滿族聚居的京郊農村，同其他民族地區一樣，實行聯産承包責任制，大力發展民族聚居地區的農、林、牧、副、漁業多种經營。

    各地滿族的社會經濟發展得到黨和政府的大力扶持。

如1997年，為慶祝青龍、豐寧兩個滿族自治縣建縣10週年，河北省直有關部門為兩縣落實各種扶持資金2863萬元。

豐寧滿族自治縣2000年完成固定資産投資7.7億元，直接支持了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

天津薊縣孫各莊滿族自治鄉，到1999年止，市政府連續三年撥給財政專項資金150萬元，並全部到位，産生了極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使這個長期落後的山鄉跟上了全市農村致富的步伐。

    工業基礎較為薄弱的滿族聚居地區，在改革開放後工業與交通有了長足進步。

2005年遼寧省民族自治地方國內生産總值實現310.63億元，加大固定資産投入力度，2005年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總額99.6億元，比“九五”末期增長262.2%。

吉林伊通縣到2002年末，全縣工業主要有機械加工、冶金、化工、建材、食品、輕紡、醫藥等七個行業。

石油天然氣開發及其配套項目、汽車配套工業基地項目等都有了很大發展。

以盛産優質玉石著稱的遼寧省岫岩縣，從事玉石開採、玉器加工和玉器銷售人員達10萬人，相當於每5個岫岩人裏就有一個岫岩人從事“玉業”，增加了各族群眾就業機會。

年創産值25億元，年實現利稅5億元。

本溪滿族自治縣，有大中型工業企業38家，形成了以採礦、冶金、化工、機電、建材、輕工等為主導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

河北豐寧滿族自治縣工業經濟以資源開髮型為主導，初步建成黃金、白銀選冶、鐵礦採選、石材開發以及釀酒、食品飲料、乳製品加工、牛羊肉分割加工、燃氣設備製造、木製品加工、磚瓦水泥建築材料生産等工業經濟體系。

    交通也有了較大發展。

“九五”期間，國家和省有關部門加大了對國家級、省級貧困民族自治縣交通發展的投入。

遼寧、吉林等滿族聚居地區民族自治縣每縣每年增加交通事業補助費30-50萬元，對重點項目和交通瓶頸問題撥付專項資金，支持民族地方交通發展。

如投資3000萬元，打通桓仁滿族自治縣樺本線大凹嶺隧道，徹底解決桓仁滿族自治縣交通“老大難”問題。

1998年前，投資3000萬元完成丹東市至寬甸滿族自治縣二級公路改造。

對民族自治地方的縣（鄉）公路、橋涵、路基、黑色路面改造等項目優先安排。

1999年，遼寧省對民族自治地方補助交通事業費460萬元，修路資金安排4.2億多元，僅新賓滿族自治縣東南公路一項就安排了6000多萬元，大大改善了民族自治地方交通落後的狀況。

遼寧省桓仁滿族自治縣13個鄉鎮110個村,全由公路相連。

岫岩縣滿族自治縣實現了鄉鄉通柏油路，70%的行政村通柏油路，91%的行政村通公路。

伊通滿族自治縣公路建設實現了超常規發展，高速公路出口至北大橋路橋拓寬改造工程、人民大路建設工程、九開公路一二期工程、伊通鎮至西葦鎮道路建設工程全部完成，提高了道路等級和通行能力。

    滿族聚居地區民營經濟也得到了較大發展。

新賓滿族自治縣依託和發揮本地資源優勢，以木材、林蛙、中藥材、食用菌和畜産品等農産品精深加工為重點，形成了一批資源型加工工業。

培育了一批為大中城市配套的企業和企業集團。

其中部分集團已成為全國同行業的龍頭企業。

成都市滿族興辦了養雞場、鄉鎮企業、民營企業或企業集團等，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

    經濟的發展使滿族人民與各族人民一道走向富裕，生活水平普遍得到顯著提高。

1997年天津市孫各莊滿族鄉社會總産值為7000萬元，比上年增長了26.1%，人均純收入達2266元，比上年增長了28.9%。

2001年末，新賓滿族自治縣農民人均收入實現2466元，比上年增長12%，此後逐年增長。

岫岩滿族自治縣2005年人民生活水平農民人均收入達到3000元，年均增長6.9%，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26億元。

遼寧滿族農民收入大幅增加,逐漸縮小與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

2005年民族自治地方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3462元,。

河北豐寧滿族自治縣2000年完成國內生産總值13.8億元，完成固定資産投資7.7億元，財政收入6500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009元。

人民生活有了較大改善。

    滿族文化教育事業有了新的發展。

各地滿族同其他少數民族一樣，從1984年開始，滿族與其他各少數民族一樣，享受高等院校、中專、中技學校的優惠錄取政策，電大、職大、高校函授部、夜大學等招生也對少數民族考生給予照顧，這就使少數民族學生有了更多的升學機會。

在民族教育和希望工程的引進，教學設施的改善方面，黨各政府都給予了滿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同樣的優惠政策。

在滿文教育方面，一些科研單位和大學、北京滿文書院開設滿文班，培訓了一批滿語人才。

    在文學藝術方面，很多有造詣的滿族文學家、藝術家，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煥發革命青春，為祖國文化事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著名滿族京劇藝術家程硯秋，藝術上造詣精深，具有獨特風格。

滿族愛國作家、人民藝術家老舍，寫出了《龍須溝》、《女店員》、《茶館》、《正紅旗下》等大量文學作品，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

老舍先生是人民永遠懷念的“人民藝術家”。

滿族語言學家羅常培，以畢生的精力發展了漢語語法、音韻、方言、詞典編寫和語音實驗等工作，大力提倡和推進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工作，對新中國語言科學的發展，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相聲藝術家侯寶林，抗戰期間已經是有名的相聲藝人。

新中國成立以後，侯寶林煥發了藝術青春，對傳統相聲進行修改、加工，創作了一批反映現實生活的新相聲，深受國內外觀眾歡迎，被譽為“相聲藝術大師”、“瑰麗國寶”。

滿族人民在國畫方面也有很大成就。

新中國成立後，在人民政府的關懷幫助下，北京市著名的“面人郎”、“泥人唐”、“花臉金”等許多滿族老藝人又發揮了祖傳的工藝特長，製作出許多受到國內外歡迎和喜愛的工藝品。

滿族藝人還擅長玉雕、核雕，他們以精湛的技藝刻畫出新中國成立後祖國在各條戰線上出現的嶄新面貌。

    改革開放和黨的富民政策,給了滿族以充分發展的廣闊空間,滿族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得到了新發展。

以振興東北老工基地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新的契機，滿族與全國各族人民一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責任編輯：郭楨 ） 【E-mail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