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業的啟蒙與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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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莫(Horkheimer, Max)與阿多諾(Adorno, Theodor),於1947年提出了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強調大眾文化產品乃是「自上而下作為 ...    文化工業的啟蒙與欺騙 撰文/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陳复嘉 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莫(Horkheimer,Max)與阿多諾(Adorno,Theodor),於1947年提出了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強調大眾文化產品乃是「自上而下作為社會控制與規訓工具的支配/管理/施給的文化。

」在這個脈絡當中,媒體對於國家的控制與政治操弄沒有反抗能力,資本家又挾其商業實力掌控了娛樂事業。

整體/總體壓制/取消了個人:個體之間的差異被夷平,群體成為大眾——被剝奪了個體性的集合。

大眾文化淪為生產線上被標準化產出的商品,消費者則被劃分成散落在統計圖表中的不同區塊。

大眾文化不僅製造了「假性需求」,還提供了「虛假幸福」;使人在沒有意識的情況之下被其馴服,「文化工業」是以成為社會控制的工具。

「文化工業」概念的提出,不啻為當時正處於消費高漲與媒體方興的社會敲響一記警鐘。

因此這半世紀以降,其主張一直位居近代思潮的顯學位置,並且遭到大量移植;然而若仔細檢視其理論體系,卻也不難看出它的時空限制。

「文化工業」的主張,誠然對於觀察媒介效果、評估消費社會,並且審視國家、資本家,和大眾之間的關係提出了新穎的批判性視角,卻也因為囿於成員出身(流亡的猶太裔學者)等時空條件,而不免擴大、並且混淆了其對集權主義的恐懼,從而流於悲觀與絕望。

法蘭克福學派諸將對於「文化工業」的最大批評,即在於它所產出的大眾文化,代表了集權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不但複製了既得利益者的思考,更無法擺脫國家的控制。

從這個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出法西斯主義的國家集權對其產生的深刻影響,猶如無法擺脫的陰影。

他們背負著來自家鄉猶有餘悸的視角,觀察大眾文化方興未艾的美國社會,卻將法西斯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缺失結合了,進而看出了「無可抗拒」的人類未來。

姑且不論納粹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與美國以自由競爭為本質的資本主義存在著根本的差異,極權國家的國族主義與當前以商品為中心、世界為市場的資本主義之間亦存在著大相逕庭的利益衝突。

人類社會在此展現了它的「能動性」:一加一等於二,或者大於二的恐懼大可不必, 歷史終究是人類行動的結果,而不是其計畫的結果。

理論儘管是idealtype,置放在現實的領域當中,往往也不會出現「預料中」的結局。

黑格爾線性發展的史觀已被證明有誤;文明的進程或有方向,但也不時會出現反噬或者是回流。

湯恩比儘管被歷史學家劃歸為哲學家,又被哲學家劃歸為歷史學家,但他所提出的「挑戰」與「應戰」的理論,或可貼切說明人類社會的「能動性」與不固定性。

是以,在文化工業的撲天蓋地之下,我們或許可以看出其既支配控制,又解放鬆綁的特質,找出迎向未來的一線曙光。

柯裕棻老師簡介 媒介社會學 大眾文化研究 學術志業導論 相關連結 返回首頁   2004-課程提綱 2004-學生作品 回大眾文化研究 本站刊載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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