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分類械鬥

其中以閩客械鬥與漳泉械鬥最為常見。

閩客械鬥又稱為閩粵械鬥，這是因為一般概稱福佬人為福建人，客家人為廣東人的緣故，但必須注意的是，其實客家人的原鄉不全然是在 ... │上一節│ ●彈出的圖片在您切換視窗後會自動關閉● 　　早期台灣的開墾皆由漢人自己努力，清政府採消極放任態度。

渡台開墾的移民及其後裔，因台灣河川多東西走向，形成天然障礙，南北交通不便，初期仍抱持著原鄉祖籍的認同，難以形成台灣全島的意識。

　　這些分別帶著不同的「原鄉認同」來到台灣的移民及其後裔，由於生存競爭，遂發生磨擦，進而衝突群鬥。

其衝突的類別很多，有的是福佬人與客家人鬥；福佬人中，又有漳州人和泉州人的衝突；泉州人中，又有同安人和惠安、南安人火拼；或是某姓和某姓又打起來了；這庄和那庄又拼起來了；不同的樂團也鬥起來了；甚至同職業之間也有火拼。

這種群鬥﹐即所謂「分類械鬥」。

　　分類械鬥的根本原因，除了基於原鄉地域的族群認同之外，最根本的癥結在於經濟因素。

初墾時，各籍移民因為地廣人稀，尚能互助合作而相安無事。

後來墾地漸小，開始因田地、水利、地租等現實生活利益而起爭執。

此外，也有因為職業利益的爭奪而衝突的。

爭執衝突一久，嫌隙日深，最後卻連一些偷雞、摸狗、賭博、爭注等小衝突，也會引發成大械鬥，甚至還有因婚外情而起械鬥的。

  【勸中壟和睦碑】     　　清據台灣的211年間，台灣社會發生過比較大規模的分類械鬥有60餘次。

其中以閩客械鬥與漳泉械鬥最為常見。

閩客械鬥又稱為閩粵械鬥，這是因為一般概稱福佬人為福建人，客家人為廣東人的緣故，但必須注意的是，其實客家人的原鄉不全然是在廣東，像是福建的汀州府就有不少客家人，俗稱「汀州客」，並且還有他們自己的祖籍神，漳州的詔安縣也有不少「詔安客」移民來台；而福佬人的原鄉也不全然在福建，廣東的潮州府亦有不少福佬人移居來台。

閩客械鬥最初多發生在南部的高屏地區，這可能是因為當地的客家人朱一貴事件時，即能結合成強有力的武裝團練組織─六堆，在閩客械鬥中屢占上風之故，因此福佬人只有不分漳、泉，團結一致才能對抗客家人。

其他較大規模的閩客械鬥，包括在道光年間以前，台北盆地也經歷多次的閩客械鬥，後來，客家人選擇搬出台北盆地遷往桃竹苗地區住居；1797年，吳沙死後因土地分配問題爆發噶瑪蘭地區的漳、泉、客三籍的大械鬥；1844年，的彰化地區發生的漳州人與客家人械鬥等。

  【六堆振豐柵門】   【六堆茄苳柵門】   【六堆建功柵門】   【六堆天后宮】   【六堆位置圖】   【日治時期福佬人與客家人分布相關位置圖】 【六堆天后宮】   　　漳泉械鬥常發生於福佬人勢力強盛的地區，如道光年間，住在台北盆地的客家人遷移到桃竹苗地區之後，漳、泉就開始械鬥，其中包括1825年士林的漳泉械鬥，當地的漳州人被打敗後，甚至躲到芝山巖的惠濟宮一度斷水斷糧；1853年，大坪林(今新店市)的泉州人襲擊安坑(今新店市)的漳州人，並焚燬當地的開漳聖王廟─太平宮，兩方的爭鬥到幾年之後才算平息；1859年9月，以艋舺(今萬華)的泉州人為首，淡水河岸的新莊、港仔嘴(今板橋市江翠地區)、和尚州(今蘆洲)、加蚋仔(今萬華東園地區)等地的泉州人相繼參與，和居住在枋寮(今板橋市)、土城、士林等地的漳州人發生慘烈火拼，加蚋仔庄被毀，板橋林家的林維讓位平息多次的械鬥所造成的宿怨，乃捐資成立「大觀書社」(後改稱「大觀義學」)，集兩籍人士會之，課以詩文，並供應食宿所需，才使漳泉二府人士逐漸化干戈為玉帛。

有時候，漳泉械鬥也會有多角關係的演出，如乾隆年間的彰化地區的漳泉械鬥，由於漳州人鬥不過泉州人，乃轉而結合客家人與泉州人繼續互鬥；嘉慶年間的噶瑪蘭地區的漳泉械鬥，則由於泉州人與爭不過漳州人土地，於是再結合客家人、原住民與漳州人械鬥。

  【芝山岩同歸所】   【芝山岩隘門】   【芝山岩隘門】   　　同府之間縣與縣的爭鬥，最著名的就是發生於1853年艋舺的「頂下郊拼」。

械鬥之緣由，在於因為爭奪淡水河上主要商業碼頭的利益，碼頭力伕發生了口角，最後引發八甲街(現今萬華桂林路老松國小一帶)的泉州籍同安人聯合漳州人(同屬「下郊」)攻擊同屬泉州籍的三邑人(惠安、南安、晉江三籍人，屬「頂郊」)之械鬥。

最後同安人失敗，在林佑藻領導下，由八甲街帶著他們的神祇霞海城隍爺北逃到大稻埕，重新建立新市街及霞海城隍廟。

不久，在新莊也發生兩次分類械鬥，當地的同安人也移民至大稻埕投靠同鄉。

這些同安人可說是因禍得福，大稻埕在台灣開港之後，因茶葉加工而發達，最後竟超越艋舺成為台北第一聚落，這一部分將留待第14章說明。

  【大稻埕霞海城隍廟】     　　除此之外，異姓間的械鬥也頗為常見，這類械鬥，以發生於1860年代(同治初年)的西螺三姓械鬥規模最大。

在今天濁水溪南岸雲林縣境內的西螺、二崙、崙背等三個鄉鎮一帶，分佈有廖姓、李姓、鍾姓村莊。

其中李姓、鍾姓分佈於今天崙背及二崙鄉一帶，人丁昌盛，財勢較大，素以大姓自豪。

而分佈於西螺的廖姓村落，貧農較多，平日節儉樸素，每逢迎神賽會，均不鋪張，卻常遭李姓、鍾姓村民恥笑挖苦 。

事件的發生﹐起因於有李姓的村民李龍溪的兒子，放馬偷吃附近廖姓村民廖雀的稻子，廖雀的兒子一氣之下，以鐮刀殺傷李龍溪的馬，李龍溪遂將廖雀的兒子綁去，挖掉其眼睛，並且遇到廖姓村民，就藉故生事，欺負廖姓村民。

廖雀不甘示弱，也將李龍溪的兒子綁來，也挖掉其眼睛。

鍾姓族中有一武秀才，是李龍溪的姻親，據報後聲明要替他外甥復仇，乃糾集族人來助李龍溪，合攻廖雀。

廖雀挺身而出與李姓﹑鍾姓對抗，戰火逐漸延及西螺全街的廖姓，連袂起來對抗鍾、李二姓。

戰火愈打愈烈，雙方都設有砲台對壘。

當戰火初啟時，廖雀一面抵抗，一面向彰化縣抗告李龍溪擁鍾械鬥，要求派兵鎮壓，但縣府看雙方聲勢浩大，卻裹足不前。

這次械鬥，前後經過三年，殺人毀莊，最後鍾、李戰敗，縣府才派兵逮捕李龍溪，將之就地正法。

廖雀也同遭追究，亦被處死刑。

　　有句諺語說：「蔡抵蔡，神主摃摃破；陳抵陳，舉刀仔相殘」，有時遇到利害衝突時，即使是同姓宗親也會互鬥。

另外同業不同的團體也會械鬥，如1815年，台灣縣府城大西門外(今台南市西區水仙宮附近)的挑伕，因畫分地盤，包攬挑貨工作，互爭利益引發械鬥；1830年8月，噶瑪蘭地區的挑伕為爭生意，引發兩家伕行械鬥；同樣在宜蘭地區，同屬北管樂團的西皮、福祿，因唱腔風格不同也發生多次大大小小的械鬥，直到戰後仇恨方得稍解。

從這裡可以看出分類械鬥的類型真是不一而足。

　　清代台灣社會的分類械鬥如此頻仍，有人以台灣俗話「台灣人放尿攪沙勿會結堆」，來表示台灣人不知團結。

然則當時的住民果真不知「團結」嗎？如果觀察爭鬥的雙方，其實可以發現他們各自的內部是相當團結的，原來，這不是「團結與否」的問題，而是「身分認同」的問題。

因為他們所認同的，僅限於自我族群、原鄉地緣、宗姓血緣，或地方村莊等而已，還沒有形成台灣的整體意識。

所以，以「台灣人放尿攪沙勿會結堆」來敘述他們，並不貼切，因為他們還未有「台灣人」的感覺。

　　械鬥與民變都是造成清代社會不安的因素之一，與民變不同的是，民變是民對抗官，械鬥則是民與民之間互鬥。

但民變與械鬥並非全然互不相干，像是三大民變皆無不夾雜了大規模的械鬥在其中。

有趣的是，當械鬥發生之時，平時護佑己身的祖籍神，突然可以搖身變為「戰神」，形成信徒在人間鬥力，神明在天上鬥法的情形。

　　大規模的分類械鬥過後，往往面臨的是社會的再整合，有些群體因而搬離原居地去尋求另外一個新天地，這類的群體流動可算是十分頻繁。

因此，有人解釋目前泉州人多分佈最好的濱海平原，漳州人多居於次好的內陸平原，客家人多分佈於較差的丘陵台地，是因為泉州人先來，漳州人次來，客家人最晚到之故；或是也有人認為泉州、漳州、客家人因為在大陸原鄉就分別住在海岸、內陸平原，及丘陵，因此他們渡台時，也依照大陸原鄉的生活方式在台居住。

這兩種說法，事實上都忽略了清代分類械鬥後社會再整合的一面。

　　除了械鬥過後造成的群體流動之外，也有些弱勢群體，可能選擇留在原居地，久而久之，最後逐漸被強勢群體同化，而忘了自身的群體意識。

這樣的情形，如果是客家人被福佬人同化，一般稱之為「福佬客」；如果是福佬人被客家人同化，則可稱之為「客福佬」。

其中以前者的情形較為常見，像是現在的彰化、雲林一帶，就有很多的「福佬客」。

　　清代台灣社會的分類械鬥，一直到末期才漸趨平息，械鬥平息的原因有以下數端：其一，漢移民的祖籍原鄉的認同在相傳數代之後必然逐漸淡化，誠如台灣俗諺說的：「金門不認同安，台灣不認唐山」，移民的後代不再是移民﹐而都逐漸本土化，使得械鬥的「分類」基礎逐漸模糊，對上一代或上兩代的恩怨漸漸淡化而不感興趣。

其二，新的移民不斷進入台灣，使得原先互相對立舊移民之間的衝突，因面對共同的挑戰而淡化，雖然也可能產生新舊移民之間的新對立，不過這種衝突，最後仍是以相同的模式趨於淡化。

或者因為新的統治者日本來了，也讓「分類」的雙方因共同面臨新的外來力量，產生相近或相同的命運共同感，而減少對立。

其三，到了日治時代，因為全島交通網絡的形成而逐漸產生全島一體的台灣意識，過去閩客漳泉的分類，縱使在一些人的心中仍有陰影，也很難浮出檯面形成械鬥，更何況日本近代式的政府組織、行政系統、司法機關，與警察機構的建立，豈能容許過去那些「仙拼仙，拼死猴齊天」的亂無章法的械鬥繼續存在下去？ ●彈出的圖片在您切換視窗後會自動關閉● │上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