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藥常人的告白2】怕媽媽傷心、怕被說不乖 - 報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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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非他命在台灣,近年成為最被濫用的毒品/藥物,施用人口急速上升。

過去10年,因安非他命觸法的涉案人數裡,有職業者的佔比從52.4%提高至72.2%(註), ... 贊助深度×開放×非營利贊助訂閱深度×開放×非營利贊助訂閱深度×開放×非營利評論專題攝影多媒體議題跨國調查報導:安毒幽靈我們與安毒的距離──那些在你我中間的「用藥常人」【用藥常人的告白2】怕媽媽傷心、怕被說不乖,被臨檢時我跟警察下跪人權.社會7/19/2020文字李雪莉楊智強攝影楊子磊醫療毒品人物專訪人權.社會7/19/2020文字李雪莉楊智強攝影楊子磊醫療毒品人物專訪人權.社會7/19/2020文字李雪莉楊智強攝影楊子磊醫療毒品人物專訪社會上給予毒品施用者經常是異樣的眼光,以及無數的標籤:自制力差、無業、反社會人格、說謊成性,甚至形容他們骯髒、道德墮落、罪惡滿盈。

但,施用者的面貌並非如此扁平而負向,而且隨著時代也在演化。

安非他命在台灣,近年成為最被濫用的毒品/藥物,施用人口急速上升。

過去10年,因安非他命觸法的涉案人數裡,有職業者的佔比從52.4%提高至72.2%(註),使用者的教育程度也有漸漸升高的趨勢。

《報導者》接觸了不少安非他命的施用者,他/她們擁有或曾有過專業的職業:醫護人員、工程師、照護員、博士生、髮型設計師⋯⋯,平日努力扮演好父母、好員工、乖小孩、好公民,是生活在你我周遭的常人;只是在人生的某個時刻,因各自未解決的生命課題,接觸了毒品,成為「用藥常人」。

我們邀請讀者一起認識4位「用藥常人」的故事。

小藍,35歲,台北人,工程師,用藥10年軟體工程師小藍(化名),自承「從小就是很乖的小孩」;他因渴望親密和被認同而用安,磕磕絆絆躲著親友用藥多年,直到在福和橋被臨檢。

當時,他著急到跟警察下跪,深怕當教授的父母知道。

從小到大沒被記過,卻因用藥而與警察和司法打交道,等待人生暴風雨停歇,他經歷了怎麼樣的生活反轉和人生重啟?以下訪談內容經由訪問者整理,以第一人稱自述呈現。

我的叛逆期來得很晚我的家庭背景是小康,爸媽都是教職人員,從小我就是一個很乖的小孩,叛逆期很晚吧,家裡沒人會打麻將,也不會喝酒抽菸,很規矩的。

直到大學我的叛逆期才出現,2011年開始上交友軟體「GayMap」,這是以前還沒有Grindr時的軟體,有點像進入GoogleMaps,會顯示你位置在哪,附近有哪些朋友。

接觸非法物質大約就是2011和2012年左右,當時我25歲,一開始是在聊天室裡面約炮,然後沒有預期地,對方拿出搖頭丸跟愷他命(Ketamine,又名K他命),我大概知道那應該不是合法的東西,但有了那次的經驗,後來就想要試。

當時的我有一個迷思,我認識的一些圈內的朋友,比較有名氣的可能也在玩藥,覺得自己是不是也該這樣,或者說可能羨慕他們。

我後來回想,覺得那是一種渴望親密的關係,害怕寂寞。

我不諱言說,使用藥物有時會增加自己的信心,會願意去嘗試跟別人交往,它是一種比較快的捷徑,而且使用藥物是跟性結合在一起,比較放鬆。

我常用的是安非他命,但也不是所有的男同志都用藥,我有很多同志朋友他們是不碰這個物質。

同志族群很容易被別人貼上標籤,社會很難想像我為什麼要去使用非法物質,但有些人其實是面臨到困難和很難受的處境,才開始使用。

一開始跟別人拿藥時,曾有被賣藥的人用鹽巴、砂糖欺騙,所以當我找到真的藥的管道時候,我也會跟社群裡的人分享,但也因此有過被(警察)抓的經驗。

藏不住的祕密和媽媽的失落當時對我來講是滿衝擊的,因為我人生從小到大一路都不曾被記過,可是我第一次被記過是因為藥物案件,那是在研究所時,被警察抓到,還好當時結果是緩起訴,不然會被學校直接退學。

我是乖乖牌,不敢讓家裡知道這件事情。

我第一次被抓、從看守所出來之後,在坐計程車在回家的路上,經過福和橋時忽然覺得,天啊,我是不是人生被毀,一度想要跳下橋去,因為覺得人生很沒有希望,覺得我是不是做了別人看不起的事情。

在緩起訴時,我會定期去見我的觀護人,但沒想到緩起訴期間,我又被抓了一次,那時候是在福和橋被臨檢,我身上帶了殘渣袋被抓。

警察臨檢時,因為害怕,我還跟警察下跪求情,覺得自己滿沒有尊嚴的。

原本檢方是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簡稱《毒危條例》)裡的販賣罪來起訴我,後來在法扶律師的協助下,律師向法官爭取我並沒有販賣的意圖,最後以轉讓的罪名來判,判了行政處罰,讓我進到新店戒治所勒戒,也讓我勞動服務。

我在戒治所裡面大概44天,本來不想讓母親知道我因為施用非法物質,但進入司法體系和勒戒的時候,她還是會知道,為什麼?因為公文會送到家裡之外,勒戒所裡還有一項量表,那是用來判斷我們再犯的可能,量表分數愈低的,愈能早點回到社會。

像是早年有人帶著刺青被認定為幫派,分數會累積,積分愈高愈不能被放出去(註)經過很多法界醫界前輩爭取,現在刺青不再是累分的條件。

;所以基於那個量表分數,勒戒者要跟家人保持好的聯繫,就有機會早點從勒戒所「畢業」。

我媽媽來看過我,但我覺得這個對她來講是很不堪的,如果可以,我希望不要讓她知道這些事情。

媽媽以前就很擔心我。

我17歲時,她知道我是同志,就擔心我會得愛滋。

我做為一個兒子,剛好跟她對我的期待,走了一條不太一樣的路。

被判勒戒和勞動服務,無法專心讀研究所Fill1小藍認為自己在戒治所時所受的療程,沒有起太大的效果,整個環境讓他的希望感很薄弱。

圖為新店戒治所內的反毒宣導課程。

(攝影/楊子磊)44天的勒戒,和用藥者關在一起,用安非他命的異性戀跟用安的同志關一起,同志還是會被欺負,會被異性戀不喜歡。

那段時間對我來講是滿痛苦的,關在一個完全沒有時間感的地方,不會告訴你幾點,每天只有幾次的點名,我記得那時自己的希望感很薄弱。

有次輔導老師要我們畫出自己的想像,那次的設定是要我們畫「如果可以回到過去,你要回到哪一天?」我就畫我想回到福和橋被警察臨檢,因為我原本好不容易被判緩起訴,結果因為緩起訴階段用藥再次被抓,進來勒戒,出去之後我會被列管2年,固定密集地去地檢署驗尿,而且還被判了540個小時的義務勞動服務。

這整個過程打亂我的人生,反反覆覆被消耗。

勒戒出來後,我無法像其他研究所同學一樣正常上課,經常得請假去土城地檢署做勞動服務,有點像念書念到一半去當兵變笨的那種感覺,心思無法放在課業上,後來對於研究所的動力變得很弱,最後肄業。

假如是判戒癮治療,對工作影響還不會到這麼大,但勒戒的話,學校和公司很難接受一個人莫名其妙要消失30到40天,被勒戒了或曾經觸犯《毒危條例》,你是不能任職某些職位或職業的,像計程車司機或卡車司機。

另一件成為我人生裡面覺得很痛苦的事情,就是在第一次被逮的當天,警察跟我說,「你帶我去看你的(藥頭)來源是誰,你供出來,也許刑度可以減。

」我後來發現這不是真的,我的刑度還在,不足以可以減輕刑責,但這卻是我唯一一次供出上游,我帶著警察一路開車到新莊,去到以前拿貨的地方。

那個狀態讓我很痛苦,一方面覺得自己沒義氣害到人家,另一方面,我也很怕自己被白道和黑道追殺。

找到喜歡的工作,下定決心戒癮我是同志,也曾是用藥者,我經常會感受到社會上習慣給我們貼上的各式汙名,但在各種汙名裡,對用藥者的汙名應該是最多的,接著才是愛滋,然後才是同志。

當我們被外面的主流文化排斥,就只能進入自己的圈子裡尋找認同,渴望被接納。

我曾跟一位男朋友特別好,他使用藥物的狀態比較像有人一天不抽菸、感覺就不對,物質濫用完全進入他日常生活;我跟他相處時,就配合他的作息嘛,他是用藥後兩、三天才會睡一次的人。

前男友用藥嚴重,結果出現了幻聽幻覺,我自己則是還好。

但用藥後加上涉入司法案件,我也開始對人多疑,過去我是對人很信任的,後來卻開始想很多;另一方面,也是意識到自己代謝變慢,司法案件、健康等原因讓我開始思考戒癮,加上我後來找到一份我喜歡的工作,如果身體狀況不好,持續請假會影響到工作,我不想搞壞名聲被辭退,工作圈子小,萬一有過錯,再找工作不容易。

我剛開始戒癮時是反反覆覆,會嫉妒那些還可以再使用的人,中間有偷用了幾次,但是我就設定一個目標,35歲以後就跟藥物告別。

重回軌道的關鍵:不要說「失敗」戒癮的關鍵,我想是持續地諮商、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加上身邊有重要的朋友關心我愛我,當我處於低潮,他們願意聽我說,不然很容易放棄。

我的主治醫師陳亮妤告訴我,「就算你破戒,也不要說這就是失敗。

」這個提醒對我很重要。

其實我的個性也剛好是這樣,如果療程走到中間,然後你跟我說失敗,我也許會選擇自暴自棄,怕別人用譴責的方式看待我又回去使用了,那就會選擇不跟別人講。

但愈隱瞞,跡象就會又回來。

我相對其他用藥者來說比較幸運,我至少知道有哪些資源協助,我現在已經持續2年的戒癮治療,慢慢離開安非他命了;但台灣的司法花了很多資源在處理藥物施用者身上,如果又特別愛抓同志的話,裡頭根本容納不下這麼多人。

與安非他命糾結了10年,我感覺除非一個人是真心想要跟這個物質、或這樣的生活階段有個句點,才有機會戒癮。

我現在就希望回到一個自己可以掌控的人生軌道。

註:從1999年到2018年,針對安非他命涉案者的統計,其中有業者人數從1999年的9,888人,2018年提高至28,266人,而10年間,無業者人數從8,377增加至10,018人,但佔比上來看,有業人數從52.4%提升至72.2%。

(資料來源:《安非他命毒品人口上升成因及防制對策研究案》,台灣高等檢察署委託研究計畫,2019年)《報導者》關心您當您家人或您需要心理健康、精神照護、藥癮等相關資訊,可參考衛福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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